国家行为与社会资本建构

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民主社会和治理的基础,但国家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通过制约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限制其对民主社会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互补和嵌入社会,建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的社会资本,为有效治理提供保障.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创造的社会资本,通过变革现状或对社区的回归两种方式,可以为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变迁提供基础.     

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实践"三个代表"本质的能力研究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我们党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传统能力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在党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公权与民权、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的关系.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好人民利益,需要提高社会利益的整合能力、民主政治的运用能力、制度安排的保障能力和执政为民的防变能力.检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多种指标,但最终要看实现人民利益的程度.具体地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争取最高的民意支持率.     

政治社会学走向善治的理由——社会资本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渊源、成长及意义探析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种不同于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新资本形式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这种新资本形式就是社会资本.虽然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出现于近现代的研究文献中,但社会资本理论中所蕴涵的思想却是早而有之,它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悠久历史.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协商民主、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民主理论等也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拓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社会资本的概念中,政治社会学也找到了一条走向"善治"的理由,因而就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引入与成长而言,其意义与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金融化、金融异化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本质二重规定性的解读

金融本质具有二重规定性:最大限度地跨时空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规定性和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价值规定性。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化的深化将促进人类的现代化步入新境界。但金融化又具有金融异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吸纳民众的闲散资本、从实体经济"抽血"以及尽可能将各种资源证券化实现扩张,这使得金融逐渐脱离了其本质的原在规定性,走向了异化。而金融异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异化外化的表现。     

民间资本、产业资本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的背景下,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实体经济和金融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目前融资难、融资贵导致实业资本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有限的资本由于产业不振甚至还流出实业经济,转化为金融资本成为"热钱",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首先应是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下,民间资本助力成为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的关键。     

寻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而与协商民主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扩展则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等价值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而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则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以协商民主和社会资本理论考量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促进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由此也将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和协商民主的普遍形成.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形式和演变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方法测算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了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作为中间渠道,探究互联网快速普及下社会资本影响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两种中介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并在互联网的调节影响下该渠道机制发生变化。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基于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

在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全球217个经济体近5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各经济体金融发展的结构演化效应以及金融边界的存在性。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边界效应,并受到金融中介资本占比的影响。特别地,当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较高时,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会表现出过度化发展的态势。由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进行适当干预。     

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及其反思

继文化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之后，当前的数字平台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它的形成受到了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即信息技术的升级、资本市场的扩张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更新。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型帝国主义不仅强化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而且提升了其监控与猎取全球数字信息的能力，更便利了美国以网络民主为借口干预他国内政。不可否认，一种体现美国意志的新帝国主义正通过数字平台肆掠全球，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不过，数字平台本身也蕴藏着潜在的解放维度，网民在基于平台的交往和互动中，已获得了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推动科技自主创新，预防和阻断新帝国主义借数字平台对中国进行隐蔽的经济掠夺及定向攻击，进而基于共建共享的理念加快向全球社会提供实现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社会的变化及其治理困境——基于民主与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国有企业改革、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加等,从基础性层面对具有较强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单位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引发了单位制社会在控制机制、制度空间以及单位形态上的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后单位制社会时代,带来了以员工利益为核心的工资、保障、福利等诸多层面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从而改变了单位治理的旧有格局,增加了单位治理的复杂性。实现单位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单位民主,通过民主的利益均衡作用实现工作单位社会内部利益的均衡与协调,促进工作单位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工业民主理论的发展、困境及其变革——以民主与管理的价值整合为线索

工业民主理论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解决工厂内部劳工问题的需要。作为一条主要线索,民主价值与管理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贯穿于整个工业民主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从工业民主理论的早期发展历程来看,工业民主是对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管理价值的纠正和补充;在当代,由资本强势地位的加强所导致的工业民主制度的衰微,使民主价值与管理价值产生了冲突,进而使工业民主理论面临如下困境:工业民主能否挑战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工业民主能否平衡经济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针对所面临的困境,工业民主理论必须通过变革才能获得生命力。民主与管理的价值整合是当代工业民主理论的变革趋势,具体体现在:通过强调员工对企业的产权参与,使参与管理的内容发生变革;通过强调员工对企业的综合参与,使参与管理的形式发生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政策和策略述论

全球化是一种中性的关于世界不同体系的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和依赖过程的描述。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剥夺导致了一种二元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分裂、地方文化的破坏、社会大众生计的艰难,另一方面也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反对资本国际霸权主义的全球合作基础。当前存在着"反全球化"、"规制全球化"和"反思全球化"三种策略。反全球化策略其实是误识了资本全球霸权主义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关系,总体策略过于笼统;规制全球化策略是早期"福利国家"治理策略的延续,期望通过新的全球合作来规制资本的全球流动和残酷剥夺;反思全球化策略期望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基础上,通过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来重建全球人道主义的治理秩序。我们认为,反思和规制的互补和有机结合,才是应对全球资本霸权主义的现实选择。     

通讯运营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通讯运营商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财务资本利益相关者、结构资本利益相关者、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等.其社会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指通讯运营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主动承担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讯运营商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其经营价值、企业文化价值和行业竞争力.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但同时现代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导致了文化意识、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人们的困惑与迷茫.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摆脱新困境,学界引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概念.我们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二者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和相互关系,旨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可能的分析路径和解决方案.     

国际投机资本与金融动荡:作用机理与历史教训

针对国际投机资本引发金融动荡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当前国际投机资本出现的新特点,即"母体危机和非对性"等.实证论证国际投机资本与我国金融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化解金融动荡的具体应对措施.     

社会资本与我国的草根民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社会资本与我国的草根民主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存关系。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因而制约了我国的草根民主建设。必须实施对公民的美德教育;促进社区合作网络的建设;加强草根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培育、壮大第三部门并充分发挥其在社会资本建设中的桥梁作用;从而形成我国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以此来推动我国的草根民主建设,并最终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全球化的挑战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

全球化不仅对现代国家的管理能力、主权等方面构成全面的挑战,而且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各民族国家应超越"国家利益"的视角,将其拓宽成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建立"大同政治的民主",构建全球公民社会,才能实现永久和平,解决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     

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泽国镇2010年民主恳谈会为例

本文以温岭市泽国镇2010年的参与式公共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为对象,利用协商性民意调查,使用同一份问卷在民主恳谈会的前后对同批参加会议的民意代表做两次问卷调查,通过实验调查来寻找民主恳谈会对社会资本存量产生的影响.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讨论民主恳谈会对社会资本的有效性.通过对泽国镇2010年的参与式公共财政预算民主协商的民意代表的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测评,笔者发现中国基层民主实践能提升隐性的社会资本存量,并对以后的民主发展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