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要素,祠庙、会馆所体现的民间信仰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移民入川之初以会馆为舞台、以神灵为媒介而进行的对抗与融合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对等交流和移民试图融入新的家乡的愿望,清代中期之后会馆祀神出现的分祀、兼祀、合祀甚至改祀等情形体现了移民和土著通过神灵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的努力,而清代后期会馆、祠庙纷纷改祀、兼祀关羽的情形则充分说明了移民社会走出狭隘乡土的局限和移民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反映了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和试图融入全国的努力。     

论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影响

无论从神明对象看,还是从仪式、载体看,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都具有重大影响。道教已融入台湾民间信仰生活之中。这既是华族社会移民习俗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文化的精神结晶。以道教为大宗的台湾民间信仰,表现出浓烈的寻根意识,成为民间社会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清代至民国前期新疆玛纳斯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

玛纳斯县域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聚居成邑,移民群体的生存活动形成地域社会。清代至民国前期的玛纳斯县域农业社会的形成蕴育了众多的庙宇,围绕庙宇广泛而多样的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当时城乡显著的社会现象,促进了移民的土著化社会建构。     

近代广西民间信仰形成条件与发展趋势初探

在王朝征服和移民力量的影响下,广西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国家向民间大力推广民间信仰,代表忠、义的一些神庙得以在广西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广西,又丰富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内容,关帝、天后、北帝、许真君等外来神灵的信仰得到传播.由于近代广西社会动乱频繁,加上西学东渐,更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广西民间信仰发展很不充分,且有不断式微的趋势.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 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 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 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 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 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 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土家族地区农村民间信仰传统的变迁——以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土家族在清代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实施进程中逐步的“汉化”,并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主体的民间信仰传统.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制推行破坏了传统民间信仰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和村落内部的文化结构,动摇了传统民间信仰的村庄基础.在政府的推动下,乡村社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民间信仰替代形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出现了祖先崇拜为主体的传统民间信仰形式的复苏,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变异以及西化的教派教支泛滥发展的现象.三足鼎立的民间信仰格局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中国民间信仰40年：回顾与前瞻

回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其实质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整个社会向常识与理性的回归,而其间隐寓着民族民间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的深刻逻辑。尊重差异、多元共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也是40年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最普遍的思想共识。也正因此,民间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活动”再到“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遗产”的多元次替换演进,并逐步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之中,成为40年来最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事象之一。民间信仰的“新生”,撬动了乡村社会的内在原动力,在大转型时代建立了主流社会与草根群体之间关系的缓冲地带,也拓展了关于中华农耕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在中国改革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的历史阶段,传承民间信仰优秀基因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势在必行,并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应然使命,要着力活化民间信仰价值观,在积极推进民间信仰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现代化国家价值观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及弘扬。     

闽东木拱廊桥空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闽东木拱廊桥除了具有连接交通、村落造景功能以外,还与神灵崇拜连一起,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依托的载体,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的最集中的场所,成为闽东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在。闽东木拱廊桥民间信仰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木拱廊桥的信仰神来源广、种类多,功能多样,所构成的信仰体系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体现了闽东区域民间信仰巨大的包容空间。闽东木拱廊桥信仰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成为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精神诊所＂的作用,丰富了木拱廊桥作为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闽东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展促成了祠庙、会馆等信仰中心的大量兴建和兴盛;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神、水神、财神等神灵被大量崇祀;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尤为兴盛.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清代地方经济.祠庙、会馆的兴建促进场镇的形成和繁荣;不断积累的祠庙经济日益成为地方经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异常突出和活跃的庙会、迎神赛会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开发格局也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试论清代遣犯和流人群体对新疆开发的贡献

清王朝在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当地的有效治理,巩固其统治,大批的遣犯和流人被发往新疆各地。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这些特殊移民群体不仅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当地教育、社会习俗等文化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

吐鲁番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形成满人、汉人、蒙古人与回民等人群与维吾尔人杂居的社会格局,随之带来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变迁。吐鲁番非伊斯兰信仰的处所有官府坛庙和佛寺道观,其中尤以佛寺道观庙宇成为民间信仰的社会空间。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建构了信仰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桥梁,其从清代至民国前期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     

论晚清洋场文化对狭邪小说的影响

晚清狭邪小说的出现是前代妓家文学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更与晚清上海特殊的洋场文化有关。上海洋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移民社会特征,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晚清狭邪小说的生成与书写,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洋场文化印记。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奉使图》

清代曾四次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阿克敦绘制的<奉使图>是关于古代朝鲜的自然和社会的图册,对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礼仪、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一部被湮没的岭南晚清小说《宣讲余言》

《宣讲余言》是岭南晚清民间小说家叶永言和冯智庵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文言小说集,小说围绕着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广泛地反映了岭南晚清的社会现实,语言以散体为主,兼用通俗平易的骈体语言。     

从《聊斋志异·青蛙神》看江汉流域的蛙神信仰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信仰民俗是其中最瑰丽神奇的部分。《青蛙神》作为众多描写民俗信仰 篇章中不经意的小篇,却着实反映了江汉流域蛙崇拜这一民俗民风。通过对《青蛙神》中反映的江汉地区蛙神信仰概况、江汉 流域蛙崇拜与巫觋文化的关系、蛙神信仰的文化意蕴以及其与江汉流域社会生活的双向互动关系四部分,来探讨《青蛙神》中 盛行于江汉流域的蛙崇拜,以此来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丰富江汉流域的民俗信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