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历代咏青诗歌中青海独特意象符号的形成

自古以来,青海这片土地被赋予了一种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因此在历代咏青诗歌中“青海”成为一个意象符号,是一个区域的代表和符号,也是进行国家祭祀,实施国家权力的象征和政治符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表达

象征互动以“符号感知—意义表征—价值认同”的符号表达模式，涵括思想、观念、情感在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的象征展示，指向了符号化导引“主我—客我”“自我—他者”“内化—外化”的情感性链接、利益性联结、价值性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象征表达的符号展演，内蕴共同体的归属、团结、凝聚意识，阐释符号互动的根基性形构、强化性维系、建构性升华，形成与共同体归属、团结、凝聚意识的互动，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情感、利益、价值实践。     

照进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

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进而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和照进现实的方式,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具体来说,伴随着符号的创制与传播,附着于符号上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进程等被国民持续性地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环。在循环中,共同体意识融于国民的心理结构上,又再生产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公共知识,并将这些记忆和知识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传播和传递,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性地再生、凝聚、强化和铸牢。     

讲好中华文化符号故事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写在《中华文化符号·撷英北京》专栏推出之际

<正>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见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见证具有最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特征（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创造了交相辉映、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和情感记忆的一系列代表性符号和形象。这些符号和形象独一无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论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

民族符号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问题出现复杂性.本文试图探析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并以哈萨克斯坦重塑民族符号的努力为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视.     

草原民族题材电影中"草原和马"文化研究

草原和马作为草原民族的文化象征,常常以自然意象出现在草原民族题材电影中,形成了草原民族题材电影中具有特色的草原和马文化.主要探讨作为意象,草原在影片中采用的常见的叙事手法以及马在影片中体现的叙事功能.     

红色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

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衍生意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时期浴血奋战、踔厉奋发的百年非凡实践历程中淬炼出的符号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精神风范、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时代特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传承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有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归属意识、熔铸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团结互助意识、熔铸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书写到关键节点,亟待挖掘诠释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有形、有感、有效地以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符号建构

本文从静态的文献材料，剖析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的互动关系，考察语言符号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因。然后从动态视角，结合语言使用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属性，分析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不同场域的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认为：语言符号是政治话语的容器与载体，政治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语域；语言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前提，是身份构建的必要条件；语言实践促使全体成员不断学习、实践、认同，是建构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重要路径；语言景观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持续不断阅读、评论和交流的机会，从而获得传播的活力，融入自然语言，进入社会生活，形成信念和价值观，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成功构建空间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既要充分重视语言符号的工具性，又要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多维度、有针对性地发挥语言符号的认同、实践及建构功能。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贾理: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产业集聚与文化变迁:旅游场域中的民族手工技艺传承——以“靖西绣球”与“新华银器”为例

本文对比分析“一带一路”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背景下具有历史性、地方性手工技艺人们的社会群体活动,通过旅游场域中文化的资本化、产业化现象来研究民族手工技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广西靖西绣球产业规模较小,其传统手工艺还保持着相对原生态的状态,处于文化集聚的初级阶段,仅仅实现了“文化的资本化”,动摇了工匠对技艺价值的认识,影响着靖西绣球传承的生境,需要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与发展平台.云南鹤庆新华村由于银饰本身的财富象征和在旅游产业影响下银匠们的外扩经营,其运营规模也在发生着急骤变化,正在大踏步地实现“文化的产业化”;由于过度追求商品利益最大化,工业化、标准化、机械化的规模化复制,使民族手工技艺简单化和程式化,淡化了核心技艺的手工性,对新华村白族银铜手工技艺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隐患.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