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标准化”、“正统化”下国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

飞山公信仰于唐末宋初肇迹于湖南靖州飞山。飞山公从杨氏祖先到地方神明,再到侗、苗、瑶、水等多族群共同信奉的区域性神明,是湘黔桂界邻区域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及杨氏宗族、地方民众与国家长期互动的结果。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借助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神迹,配合国家敕封,将飞山公塑造成忠于朝廷、保境安民的神明形象,不断助推其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而杨氏宗族与地方民众扮演了将"祖先"与"神明"区域化、多样化的重要角色。     

英国长老会在客家地区传教活动研究(1881-1949)

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多来自苏格兰"高地",他们对于同样是"高地"的粤东客家地区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英国长老会传教士专门开辟了客家传教站,以揭阳五经富为基地,逐步进入北部客家地区,并将传教的范围扩展至闽西和赣南。不过,从传教的规模和效果看,以五经富堂为代表的客家教会根本无法与以汕头堂为代表的福老教会相提并论,地方社会经济对于传教事业发展的制约十分明显。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开明士绅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活动

开明士绅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发展教育、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及道路、增进民众健康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较好地继承了封建士绅热心地方事务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抗日根据地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汕头市“创文”的意义、形势与策略

"创文"既是对汕头的严峻考验,又是汕头新一轮发展的强大推进器。汕头"创文"的主要举措包括拆建并举、整顿交通、创造便利化营商软环境和整顿干部作风等。汕头"创文"快速改变了城市秩序和城市面貌,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和士气,推动了经济强劲增长。汕头"创文"的主要挑战包括道路交通设施欠账多、公共交通落后、停车位严重不足、城市交通秩序比较混乱、公共运动休闲场地少、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多、政风民风问题突出、人均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汕头"创文"策略的重点应当是创建舒适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和塑造崇德向善、法治彰显的社会风气。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和持续改善民生是汕头"创文"成功的根本保障。     

两地互动与香港青年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经济政治发展密切,"自由行"常态化,"一签多行"政策得以实施,内地民众赴港旅游、购物人数不断递增,在两地民众紧密交往的同时,冲突与摩擦也随之增加,而在这些冲突事件中,香港青年甚为突出。笔者认为,认清两地冲突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为香港青年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地互动与香港青年身份认同的相互关系。     

异变与糊裱——晚清时期皖北匪患的成因与应对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不断销蚀,清廷对地方的统治渐次失位。这一时期,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在传统民风异变、地方固有自救模式荒废、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灾害多发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匪患频仍。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清廷和地方士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以教化为本;其次将官方传统的蠲赈与新式"以工代赈"相结合;最后注重地方自救模式的重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晚清皖北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极其微弱。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国家、地方政府、乡绅与乡村秩序——以民国初年微山湖地区“垦务公司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发生在微山湖西岸的"垦务公司事件"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央权威弱化时,既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亦非乡村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它形成并扩张自主性利益,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其价值取向。此时的乡村士绅已非传统社会以乡村社会共同体利益为己任的士绅阶层,它开始从乡村社会"分化"出来,主动向地方政权靠拢。缺失代言人的乡村社会,难以联合起来形成足够的力量抵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乡村社会开始陷入集体"失语"状态。     

"商人型传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为到达拉萨使西藏的民众皈依天主教,成为首批进驻汉藏边缘滇西北一带的西方人.1854年,罗勒拿(Charles Renou)以"汉商"的名义,在紧邻云南北部边境的西藏察瓦龙境内的崩卡谷地主持传道,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了当地民众对法国传教士及新宗教的反应,揭示了滇西北边地复杂的族群关系、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粮食危机事件中的地方社会——以宣统二年南陵遏粜事件为例

宣统二年,南陵因大水导致民食短缺,并由此引发以争议遏粜为核心的粮食危机事件,包括饥民抢米,民众拦截米船,士绅的弛禁、严禁之争,商人反对封禁和罢市等。事件中,地方官府、缺食民众、商人和士绅等社会各界纷纷参与,他们从各自利益考量,就是否遏粜提出各自诉求。这一事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末统治者社会调控能力的弱化,也反映了清末安徽地方社会事务中,民、官、商、绅等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势力变迁。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佛山北帝显圣传说及其文本形象

北帝是＂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简称,而佛山民众则亲切地称之为＂北帝公、大父母＂。供奉着北帝神祗的佛山祖庙大约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自宋代伊始,特别是在元明清时期,有关北帝显圣的传说,或者是与之有关的灵异传说,在历代地方叙事文本中多有记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显圣传说的深入人心,北帝形象也随之发生变迁。北帝形象嬗变的过程,是与佛山士绅、民众的造神运动如影随形的。它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佛山民众的信仰和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佛山地方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适。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农村宅基地征收中政府道德责任的思考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我国不断对农村宅基地进行征收，拆迁农屋等，这一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节约了土地资源，促进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推进了我国经济的飞快发展。但是它也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与矛盾，使地方政府的道德责任受到威胁。因此，地方政府在征收宅基地过程中必须尽其道德责任，维护政府形象，切实代表民众的利益，为民众办事。     

清末教案中地方官绅应对策略探析——以衢州教案为例

清末衢州教案是在当地民教矛盾日深的基础上因维新派官员吴德潚与当地士绅在对基督教会上的显著分歧所引发。衢州镇道府官员对士绅民众反教斗争的纵容、包庇甚至公开参与则使反教运动一度失控,酿成巨案。案发后作为地方大员的浙抚刘树棠、臬司荣栓与蕃司恽祖翼的应对策略各异,这种差异是清廷中央对教会政策摇摆不定在具体地方社会的缩影,亦透露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发生松动。地方官绅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的考量,在处理区域危机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