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日神话新解——从壮族神话《侯野射太阳》谈起

射日神话是对原始先民巫术活动的反映,该巫术企望通过男女交合以影响气象,达到祈雨弭旱之目的,反映了原始先民借助想象和幻想战胜自然灾害的现实。     

浅析渗透在东北汉族饺子食俗中的巫术观念

巫术与东北汉族的饺子食俗紧密相连。逢年过节、喜庆时日及日常生活中 ,东北汉族不仅视饺子为美食 ,而且还相信饺子能与神秘的力量发生巫术交感作用 ,对外界客观事物及行为产生影响。于是 ,结合了巫术成分的饺子食俗被巩固、深化 ,而渗透在食俗之中的巫术观念也进一步扩展 ,一代代人将其习俗化     

“花儿会”由来演变试说——兼论“花儿会”与宗教巫术礼仪的关系

本文认为:庙会、浪山会、花儿会是花儿演唱这一民俗事象生成演变的三个阶段。虽然花儿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不能说起源于宗教巫术礼仪,而是花儿会和宗教巫术共同产生于同一原因和同一活动,它们的原动力的最初契机则是劳动。     

傈僳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

本文分析了傈僳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阐释了傈僳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初民的万物有灵崇拜。简要地介绍了“尼”教的组织构成，并以实例解释了法术和医术，它既有迷信的外衣也有科学的内涵。指出把“尼”译为鬼或译为神都是错误的，“尼”非鬼，也并非是所谓的“封建迷信”。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尼”、“巫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克服“左”的认识，为“尼”正名，正确对待巫术文化     

女娲与伏羲:华夏初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女娲与伏羲的神话传说和演变,折射了华夏初民对人类起源和男女两性关系朴素的唯物认识。华夏初民认为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是华夏文明的领引者。他们的“功业”反映出:起先女性是社会主导者,而后逐渐被男性所替代;人们最早对生育的认识是直观的,以后才认识到男女两性在繁衍后代上不可或缺;男女两性结合形式从原始的状态而实行班辈婚,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婚姻家庭——血缘家庭。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

文章以林县＂花儿＂为田野个案,通过＂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异称的民歌形式,探究民国后＂花儿＂的历史形成、演化和国家化的过程。特别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实践,以及＂花儿＂文化传统如何发生变化,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的影响以及体现在文化展演过程中的音乐变迁;从当代国家中的花儿音乐社区组织、文化申遗工程等方面理解＂国家＂如何参与＂花儿＂和＂花儿会＂概念的建构,以及地区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背后传递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音乐＂国家化＂的过程。     

《金枝》杀神王仪式中的灵肉情结管窥

内米湖畔的一则动人传说引发了弗雷泽对早期巫术教仪的思考,"杀神"仪式作为《金枝》一书中的关键教仪,集中激发了早期灵肉关系的辩证讨论。围绕初民的灵肉情结,有关国王身份的二重性、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悲观与欢乐的多重矛盾也慢慢走近人们视野。     

岷江上游羌族乡土民歌“花儿纳吉”的文化内涵及音乐形式探究

［摘要］羌族乡土民歌“花儿纳吉”流传于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五县的羌语南部方言区的羌族聚居区。“花儿纳吉”以男女对唱和众人的表演形式,反映了羌族人民在劳动生活中谈情说爱、善待客人的传统礼仪文化习俗。分析与归纳“花儿纳吉”的乐曲结构、节拍形式、旋律型等音乐形式特征,对研究了解羌民族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习俗,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巫:上古文化的创造者和承传者

巫是会通人神的中介，巫为初民制订规范，艺术是主要的巫术手段，巫者藉其提高巫术的法力。巫者创造文字以记录卜筮的过程和结果，卜辞成为上古历史的记载。巫祭仪式还是传授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场所。巫因此具有了会通人种，制订规范，创造艺术，传播文化，联接历史的功能。巫是上古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传者     

春节与禁忌信仰

春节是中国民众生产生活中所经历的重要年度节点,民众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辞旧迎新,祭祝祈年。禁忌作为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节这一特殊时段中,基于巫术的交感原理,为民众所信奉。它消除民众消极的情感影响,营造积极的情感影响,为构建和维护民众年度重要转换期中的生活秩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略论河湟“花儿”的语言魅力

河湟＂花儿＂是流行于河湟流域的民间小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文章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分析了河湟＂花儿＂的特点,充分展现了河湟＂花儿＂的语言魅力。     

“耳文化”初探

耳文化是远古特有的文化现象。声音是初期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和生存手段。在原始思维中 ,声音即其所指称的事物 ,初民通过声音会通神灵控制自然。巫祭仪式是初民交流的中介 ,乐舞是仪式的主要内容。仪式的目的是通过乐舞控制神灵 ,结果却是乐舞创造的秩序控制了人类 ,使人类自己秩序化。乐即诗 ,诗是口耳相传的历史。随着巫术文化的逝去 ,耳文化逐渐湮没不闻 ,但其影响仍潜在而深远地存在着。     

原始巫术与中国远古情歌的发生

迄今人类所具有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否都渊源于原始巫术,是近一个世纪学术界极为感兴趣的课题。尽管从表面看男女情歌与原始巫术相距甚远,然而通过对大量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及考古学的仔细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清晰看到原始巫术对远古情歌发生的重大影响;更能进一步体悟到巫文化与审美的发生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巫文化是人类走出,原始洪荒之地而进入现代文明的桥梁。     

凤凰与凤凰涅槃——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复活神话

凤凰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神圣图腾,凤凰涅的巫术仪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蜕变为悲壮凄美的神话传说。凤凰是原始人表达自己生命意识的抽象符号,蕴含了原始初民对生命不朽的渴望,而凤凰涅则是远古时期祈雨仪式的神化和变形,已然成为死而复生原型的载体。     

《九歌》与高禖崇拜

“高禖神就是管理结婚与生子的女神,亦即大母之神。”中国古代的高禖崇拜直接渊源于远古人类的性崇拜;初民对男女结合、男女交合生子的自然力充满神秘感和敬畏心理,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遂产生了性崇拜的宗教信仰。随着人类社会由洪荒时代演进到文明社会,以性器(先女阴后男根)、生殖及性交崇     

田村“花儿”：一项基于民族志方法的歌谣研究

指出民族志方法下的歌谣研究相较于歌谣本体而言,它更注重的是那些歌唱的人,和这些歌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分析认为,田村是＂花儿＂的生存空间,＂花儿＂是田村人的生活之歌。在田村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田村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河州“花儿”的成因及艺术特色研究

河州＂花儿＂作为一种以歌咏爱情为主的民歌形式,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河州＂花儿＂形成的要素包括地域文化、民族融合以及诗经的影响等。作为一种民歌,河州＂花儿＂具有灵活多样的比兴手法,丰富多姿的曲令艺术和苍凉悲怆、高亢嘹亮的旋律,用词精妙传神、妙语连珠,表达方式新奇独特以及多样化的美学风格等艺术特色。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一场巫事一台戏——广西凌云县泗城壮族巫术调查报告之一

广西凌云县泗城巫术是壮族民间信仰极为独特的一种,年代久远,保持着壮族民间信仰的原生状态;仪式形式比较灵活,内容具有针对性和不确定性;巫歌内容丰繁,曲折反映壮族先民的生活;音乐性强,＂七十二巫调＂可谓中华民族民间曲调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