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叙事与建构——对新闻发布会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传播仪式观重构了传播的模式,以"仪式观"观之,新闻发布会是仪式进程的展演。在数字媒介生成的虚拟情境下,新闻发布会从现实仪式演变为媒介仪式。应重视新闻发布会的仪式建构,从角色构成、角色行为、时空要素、情境等层面强化仪式的象征意义,以建立仪式秩序、实现仪式目的。     

节日仪式传播:并非一个共享神话——基于广西仫佬族依饭节的民族志研究

詹姆斯·凯瑞提出他的传播仪式观之后,受到学界的最大质疑在于其观点理想化.如果将凯瑞的观点联系具体的研究背景进行解读,就会发现,有关传播仪式观的思想并非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仪式"乌托邦".本文以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和克里弗德·格尔茨的仪式观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在广西罗城仫佬族依饭节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阐释仪式传播中的文化共享与信仰塑造过程.     

仪式与传播的互融——以广西宜州壮人的葬礼为例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研究多关注仪式在信仰、象征、规程、功能等层面的意义,对仪式传播层面的意义却少有关注。仪式传播整合了仪式与传播两种研究视角,在理解仪式传播意涵的同时,也透过仪式理解传播现象的文化意涵。葬礼作为传统仪式,具备完整的仪式要素,也为各类传播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场景。通过对葬礼的仪式传播分析,可以看到传统的仪式观与当今的传播观如何在具体的场景下发生联系,产生互融。     

慢直播的互动仪式建构与融合传播

新媒体疫情慢直播通过虚拟的身体在场,共同的关注焦点以及受众共同的情绪、情感基础,建构起互动仪式.受众在这种互动仪式中,形成对"云监工"等群体身份的认同,创造和共享符号资本,并获得抗疫信心等情感能量回报.新媒体疫情慢直播活动中,形成的情感传播模式及其收编兼纳青年亚文化的行为对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湘西南民族地区仪式语言特征的语言抽象功能阐析

湘西南民族地区仪式语言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语音、语义、修辞、约定俗成特征。基于其特征的分析,验证了语言的主要抽象功能,也丰富了语言抽象功能内容,提出了语言具有象征功能的假设。仪式语言的象征功能与认知语法关于语言的"象征观"有着本质的区别。了解当地仪式语言特征及语言功能能够有效理解、传播、传承和发展当地特色文化。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离身观念曾主导着不同领域学者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研究,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为具身性进入传播与身体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研究发现,具身性为反思既有的两种传播观念以及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首先,批判性地揭示传播传递观所隐含的刺激—反应这一实证主义逻辑,凸显身体及其知觉类型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系统性缺席;其次,从符号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检视传播仪式观的作用机制,尝试以具身视角填补由这一作用机制所造成的学理困境;再次,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将虚拟现实理解为具身性的传播实践,借此为彻底离身的技术神话去魅。     

传播隐私管理视阈下社会化 媒体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困境

社会化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共享的虚拟仪式互动空间;人们被自我表露与交流的便捷性所驱动而参与到个人信息分享的传播行为当中,对风险的误判与感知钝化使得个人信息管理面临隐私悖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指出,信息传播形式的分散与人际交往圈层的模糊让个人信息分享的边际处于隐匿而变动的失调状态,对传播契约规则的商讨与对隐私保护体系及意识的强化有利于协调这种边际困境。     

国内电视节庆的类型化生存及其意义建构

"节庆"是电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视觉资源,是社会转型期深具中国特色的电视景观。电视节庆是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的双向借位,中国的电视节庆可有传统节庆、政策节庆、主题节庆这三大主要类型,分别体现着重"礼"、重"典"、重"庆"的传播表征,并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及其共同体想象。电视节庆类型化生存的意义建构、类型递嬗与效力考察,是老龄化的电视及其媒介实践中的真问题之一。     

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以鹿晗效应为例

新媒体时代的粉丝为偶像带来了不容小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而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们收获了满足感、群体归属感,以及自我意识的实现。本文以鹿晗的粉丝"鹿饭"为例,从仪式观角度分析了新媒体传播语境下"鹿饭"交往活动模式的特征以及粉丝群体认同的生成机制,从而在一般意义上解读其亚文化的传播特征。     

媒介仪式：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的载体和场域

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改变了理念传播和信息阐释的通用方式。新的精神沟通维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仪式从现实层面泛化至虚拟层面并嵌入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切口和支点。从单一现实转向虚实结合的传播环境和从传统媒体转向多元媒体的传播媒介,为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仪式的媒介仪式呈现奠定了现实基础。通过具身沉浸的传播逻辑、群体画像的整合功能和社会展演的脱域呈现,媒介仪式能扩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仪式的阈限,重塑各族人民共同在场。具体可从议程设置、符号编码和协作书写来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仪式的实践效果。将一般的“理”转化为具体的“路”,在网络社会互动框架内,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非正式交流机制与产业集群创新能力

本文通过对非正式交流与集群关系的阐述,说明了非正式交流在集群创新过程中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和卡方测验等分析工具证实研究了非正式交流机制在产业集群创新中的作用。     

传统节日:文化、仪式与电视传播

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包含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文化、个体生命文化三个层次,但是自然文化与个体生命文化一直被掩埋和遮蔽.节日仪式是节日文化的重要表征和载体,我国传统节日仪式具有生活化、日常化特点,但狭义的真正的仪式比较欠缺,呼吁创建真正的节日文化仪式.在传统节日的电视传播中,除去文化内涵、文化仪式的不足,还有电视仪式特别是其中节目仪式的缺失,这大大影响了节日文化的传承.     

基于场域理论的国际马拉松赛与城市形象传播策略研究

马拉松赛事不仅推动城市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发展，同时也成为传递城市形象、传播本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研究以西安国际马拉松赛作为个案，从传播仪式与场域理论出发，分析马拉松赛事作为传播场域在城市形象传播中产生的作用及效果。同时借鉴国内外著名马拉松赛事中的城市形象传播经验，以“赛事+城市”的互动视角，探索国际马拉松赛事中的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     

新客观主义与科学传播研究的新进路

文章以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知识观这一新的科学观为切入点,将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科学活动视为一种社会认识过程,重构面向异质性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将科学传播的内容看作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的知识,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性知识的维度剖析客观性内涵与生成机制,进而在新客观主义的视野中展开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和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使科学传播的理论得以建立在可能融贯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兼具客观性与公正性的广义客观性之上。     

“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

以五W模式来分析儒家的传播思想,可以这样认为,传者是礼制中的上位者和符合礼仪规范的德行君子;传播内容必须合"礼"与述"古",主要是传统的诗书礼义;传播渠道是亲身传播高于语言传播,追求无言之传;受众则是礼制的下位者和仁义被遮蔽者;传播要追求延时效果,强调要经过长期传播,反复教化,使民众遵守礼仪秩序。这种传播思想与现代意识有相通的一面,但也有矛盾的一面,当今亟需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型。     

跨文化交际应加强文化平等交流意识

当今世界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普遍 ,可是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很不平衡。西方文化在交流中逐渐取得优势 ,而东方文化则有失去自我特色而被同化的危险。因此 ,我们应加强跨文化平等交流意识。研究如何用外语谈论中国 ,让世界了解中国。     

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多方面影响,本文从词语内涵、宗教、价值观、非语言交际以及社会心理等五个方面,分析产生交流障碍的原因,并力图找出解决此障碍的根本途径.指出了了解文化差异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及其限制

通信是一个有着不同主体,处于不同领域,包括不同环节的交往行为系统。依其行为主体,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等三类主体的通信自由,它们分别受不同国际法律制度的保护和限制。依其所处领域,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私密领域的通信自由和公共领域的通信自由,前者应受国际法的严格保护,后者应受严格的国际法限制。依其所属环节,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是一个由知情权和表达权构成的权利系统。对通信自由的保护和限制,不仅应当防止通信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还应当注意通信自由内部两种权利之间的协调。现行国际法虽然确立了保护和限制通信自由的基本框架,但正面临着网络通信时代的诸多挑战,亟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