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型——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但在中国,这一双重化的建构是不同步的,具有其特殊的历史逻辑,即先民族国家建构后民主国家建构。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建国以来的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必然要经历由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变迁过程。     

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博弈逻辑

乡村参与式治理过程是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对乡村治理资源分配具有共识性与分歧性。在承认国家权力具有最高仲裁权威的基础上,各参与治理主体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乡村参与式治理博弈过程最终不断推动乡村治理机制更加趋于合理性与公正性,促使利益共赢局面的形成。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以此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在近现代中国,政党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还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连结者。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百年建构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体系,领导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将党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共同嵌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中,逐渐完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的建设,来引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