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机理与战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学界不仅深刻探讨了各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问题,更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缺陷与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霸权治理模式失调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失控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治理关键在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且将是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势。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层面必须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争端治理、治理模式创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国际制度型塑和全球治理机制重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贸易新特征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面临新问题，需要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各国的国内监管，实现更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目前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因各自的局限性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需平衡高标准与包容性，将大国优势充分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发展。文章从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数字贸易新特征，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关键问题具体化为“贸易便利化”“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包容发展”五大核心议题，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探讨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策略。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公共产品视阈下的中国—拉美全球贸易治理合作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全球贸易治理规则遭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合作体现出南南合作的韧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贸易治理观。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支撑下,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充分利用服务贸易、产能合作、数字贸易等新模式维持合作基础,共同推进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面对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压力,中国和拉美国家应摒弃带倾向性的多边合作,强化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多边规则,促进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法治化研究

目前，全球贸易秩序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发展世界经济，必须消除贸易障碍，需要各国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致力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促进世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范围极广，实现贸易法治化对于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促进全球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在传统国家大力推进构建“高标准、宽领域、广覆盖”的新型贸易规则体系以实现全球贸易规则的更新换代时，中国应当转变身份角色，主动应对新局面带来的挑战，积极探索全球贸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全球贸易的合作共赢。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石油美元视野下的沙特阿拉伯与全球经济治理

当代石油美元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关注对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其影响力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市场及其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作为掌握巨额石油美元的G20成员国,沙特阿拉伯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