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快速确定台语方言声调的一个词表

声调是台语族语言的重要特征,对于首次接触这些语言的学者来说,声调的确定往往非常棘手,方法不当常常会劳而无功。美国著名语言学家W·J·格德尼在对不同地区台语族语言进行广泛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快速确定声调系统的规律,通过一组词汇可以快速确定台语方言的声调,提高田野调查的效率。     

论西部诗人高凯的乡土诗歌意象和艺术手法

西北乡土诗人高凯的乡土诗在中国西部当代诗歌中是独特的.他的乡土诗有两组意象体现了诗人在情感上的深刻体验.一是围绕"家园"的一组意象,一是围绕"在路上"的一组意象.诗人借助可感的意象,表达了对故土的复杂深沉情感和面对孤独、苦难的超常勇气.诗人善于将瞬间感觉升华为诗,也借助丰富人生经验,将人生经验筛选入诗.在艺术手法上,使用简约的语言,象征的手法,追求诗歌的知性化和完整性,使诗歌达到较高的审美水平.     

民国夔州诗导论

民国夔州诗是夔州诗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它身上既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烙印，也携带着历史文化传统的脐血。它把山水情怀与历史反思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它把杜诗情结与人文关怀融为一炉，继承发扬了杜甫夔州诗现实主义精神；民国夔州诗中燃烧着抗战烽烟，辉耀着民族之魂，在大后方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充分展现了诗人的文化人格和诗艺品格；创造了风采灿然的诗歌意象，表现了独具魅力的峡江风情；民国夔州诗既不乏名人之作，也涌现了不少乡土诗人，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本土诗群；它受新诗崛起及“文学革命”的影响甚微，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保持了独有的地域特征和诗美风采。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     

论余光中诗中的乡愁及其解构

余光中早期的乡愁诗,主要表达历史文化乡愁和对乡土古人的怀念;中期的乡愁诗,是对大陆、台湾、香港的怀念与想望;后期的回乡诗,无论是写台湾还是写大陆,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对其乡愁诗的解构。     

翻译过程中陕西方言前景化修辞的再现——以《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为例

前景化注重语言的内在特征和表现形式,促成并丰富了语言的文学性,正因为如此,它也为语言和文化的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基于《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分析富有陕西地域特色的语言前景化的修辞方式与表达特征并探讨其翻译理念与策略。得出:"形式复制"和"动态模仿"是再现别具地域与文化特色的陕西方言的有效理念和方法。     

现实与比喻: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

台湾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的震荡引起人们思绪的翻腾。"诗人所为何事?"是诗人在这样的时空下存在的探问。诗的"生命感"变成"有心"诗人自我的鞭策。但现实的关照,并非将诗变成陈情书。诗是透过语言比喻系统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的呐喊。诗人的书写必须面对现实,但却拒绝成为现实的工具。面对现实而能展现想象力是诗人创造力极严苛的检验。一方面,诗人必须避免文字的"说明性"以免将诗沦为散文,另一方面,诗人在避免"言说"的过程中,又要展现与现实唇齿相依的生命力。从当前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将可检视有创意的诗人如何以比喻与意象展现生活空间。     

云南方言的地域特色与旅游文化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与地域性文化一起构成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云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民族成分,因而有着十分独特的语言特色及丰富的旅游文化。云南方言和它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一起成为云南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云南方言在旅游文化中的积淀主要通过特殊的地域词汇、多民族地名及典型的地方文艺等方式表现出来。     

李佩甫作品的方言自觉

李佩甫作为当代优秀乡土作家的突出代表,地方特色成为其作品的本质特征,而构成其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具有方言自觉,善于运用方言成分,充分彰显方言文化内涵。从李佩甫小说《城的灯》可以看出,李佩甫小说运用方言有三种形式:对河南方言的直接运用、运用方言时结合了作者的阐释、直接把方言作为描写的对象。对方言成分的运用,使李佩甫作品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表达了作者对家乡豫中平原的特殊地域精神和人格魅力的认知。李佩甫擅长乡土小说创作,他有文化自觉和方言自觉,在创作时自然会使用中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因此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方言成分。在提倡文学个性化的今天,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方言资源,创作出更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创作的大势所趋。     

刘醒龙《圣天门口》的方言书写艺术

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蒲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社会语言学阐释

社会语言学将方言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在特定区城内使用的语言,因此它有着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本文拟对蒲城的一些方言进行解析,旨在进一步展示蒲城的文化内涵和淳朴、豪放的民风.     

方言影视剧创作的语言因素考析

在以普通话为创作主流的今天,方言影视剧的创作,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当前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现状,必然会影响到影视剧创作语言的多元化.方言作为某一地区的通用语言,为当地的人民服务,在一定时期内,还必然与普通话共存.其次,语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方言现象是地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特征,有其独特的韵味和信息含量.语言作为文化的窗口,体现着地域文化环境,并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构建.常常被艺术家用来构成作品意蕴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山东方言在赤峰话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赤峰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域,人口构成十分复杂。因此,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赤峰话实际上是山东、河北、山西以及东北方言和蒙古语相互混杂而产生的一种方言。目前的很多著作中将赤峰话与附近的朝阳市方言归为一个方言片,称为"朝峰"方言片。除此之外,并没有对其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以及朝赤方言片与周围其它地域方言的不同进行细致的探究。本文借助大量的田野调查结果、历史文献以及地方志材料,对山东方言和赤峰方言的词汇、语法系统进行比较,对两地方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山东方言和赤峰方言的关系以及赤峰方言的形成等问题加以探讨。     

试论方言与地域文化自信

我国各地的语言使用情况复杂, 方言差异明显。多样性的方言也正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优质载体。地域文化借助方言词语得以凝聚, 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发展轨迹也通过方言得以体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方言受到挤压趋于式微, 地域文化也不断萎缩。方言和地域文化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方言的式微, 折射出的是一种对传统地域文化自信的缺失, 也将导致精神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的缺失。面对方言和地域文化, 既不能“文化自负”, 也不能“文化自卑”, 而应树立“文化自信”, 不忘根本, 立足现在, 着眼未来。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