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郑玄《诗》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价值取向

郑玄《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毛诗》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二是以小学为钤键的语言解释系统,三是以礼注《诗》的内涵拓展路径,四是以“兴喻”为枢纽的意义转换机制。政治理论是主导,语言解释是手段,内涵拓展是方向,意义转换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对于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充实和丰富,以及其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对于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稳定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协调的保持。其中无疑也夯实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根基,使文学理论具有无限发展的机缘。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