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加以全面整顿和严厉管制,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大为收缩,功能极度弱化,几乎沦为政治权威的附庸,与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不是"不要"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相反,执政党及其政府存在着将所有民众纳入相应团体"为我所用"的强烈冲动.政治权威对于民间组织的监管,实行党政双轨制,其中又以党为主;执政党对民间组织的介入途径,则公开和秘密并行.这种组织管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健康的相互关系.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政策导向、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日益增多,前后持续十几年,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视察活动,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对明确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有机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态化建构的基石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形成,须以社会生态共同体或社会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这个有机共同体就是以诸种社团形式为组织结构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公民参与以社群为主体的民主化自治的自组织形式,它通过合作基础上的自治,彰显社会的力量,借此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约制。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是良好的自组织媒介,可以担当社会环境与政治体系相沟通的固定渠道。构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必须以政治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之权力来源的社会化为前提,唯此,方可出现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一体两面的整体性关系格局,进而形成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     

战时缅甸归侨的战后复员——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考察视域

二战结束后,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而返回中国避难的大量缅甸华侨急需返缅恢复旧业。但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缅甸新政府对华侨返缅设置了重重阻碍,这一群体遂大量滞留中国,散布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且集中于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昆明等地。为寻求成功返缅复员,这一群体以侨团的形式积极游走于联合国相关组织、各国政府与各地方社会之间。面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缅甸归侨所组织的社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侨"和"社会团体"的特性,也成功地显示了归侨团体在形塑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时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战后社会重建时的低效和无力在此过程中被折射无遗。     

政治消极现象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及消除

政治消极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现实存在的负面现象。政治消极的存在对公民个人、社会团体与组织、国家机构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都有着极为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并导致整个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倒退。必须全面认识这一现象并通过多种途径消除社会政治消极，以推进国家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     

社会域存在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是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公民社会是在西方中世纪末期伴随着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的出现而出现的。从19世纪末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     

抗战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及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 ,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渐趋增多 ,规模亦日益扩大 ,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 ,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 ,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 ,另一方面对调查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状况、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和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等 ,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百色青年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研究

青年社会组织是各种社会团体中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发展模式及其对青年的吸引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实地考察等形式,研究百色市青年社团组织的生存现状、存在瓶颈及发展趋势,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完善青年社会组织管理推动其健康有序发展。     

基于政治安全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虚拟社会的繁荣兴盛带来了网络政治的迅猛发展,其独特的吸引力以及虚拟社会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导致谣言开始借助网络渠道进行传播,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形成了严重冲击,消解了政府的公信力,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扰乱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因此,需要从政治层面探究网络谣言的成因,通过加强对新型虚拟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政府主体行为进行规制,提升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素养,构建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健全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在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下运用多种策略实施综合性治理,才能达到对网络谣言有效治理的最终目的。     

从安全政治视角分析冷战后中国的个人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增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逐渐成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公民的个人安全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和国家安全一样成为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对外应加强与各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沟通与协作,对内要以人为本,提供更为全面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改善公民的生存条件;公民个人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风险意识,自觉维护自身和他人的正当权益。     

我国社团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研究

社团组织的存在与繁荣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作为与政府和市场并列的第三体系，社团组织有其自身独特的基本特征，即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目前我国社团组织发展过程中还需解决社团组织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社团组织与政府关系以及社团组织内部管理等法律问题。     

毛泽东"人民监督政府"思想与我国政治社团监督

从逻辑关系来说,人民通过政治社团监督政府是毛泽东人民监督思想的必然产物和重要实现途径。但是,我国政治社团目前存在的认识、环境、法律、实践等层面上的问题,使其不能实施有效监督。我们必须从提高思想认识、提供外部保证、优化组织基础、加强立法、改革政治社团等方面入手,加强和改善我国政治社团对政府的监督。     

民族社团与城市民族工作

在异质多元的都市社会中,民族社团是促进政府与少数民族沟通的重要桥梁,是调节民族关系的最佳载体,是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工具.我国民族社团目前存在着独立性差、封闭性强、学术化、精英化趋向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对社团的培育引导、管理沟通,社团自身也应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开放性、自主性、...     

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国际社会基本特征实证分析--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国际社会是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各个实体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相互作用日益加强时期的产物.国际社会是人类各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相互交往关系的总和,或指因共同的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共同体.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个体政治家、政治活动家等多种元素组成.国际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国际社会各个主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二、国际社会具有松散性和无政府性.三、国际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平衡.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也是危机的频发时期,需要政府具备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存和生命安全,如何建立与强化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效能显得尤为重要。     

论社会动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

和谐社会建设单靠体制内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是有限的,要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主导,动员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把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有机结合,使各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保障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