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郑玄诗乐尊卑论管窥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依经立义、诠释经文的同时,还于经注中委婉表露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在郑玄看来,声律有尊卑之等,用乐有等级之别,形成了＂诗乐尊卑论＂。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政和五礼新仪》探析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政府正式颁行的第二部国家礼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中国古代礼典传统,开创了“礼及庶人”的新局面,堪称古代官修礼典的典范。整部礼书的编撰过程和礼文内容都充满了封建社会礼仪教化的社会功能,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宋徽宗的个人思想色彩,他甚至还予以亲自定夺。由于礼文内容不适合当时的民间社会,影响了礼书在各州县的推行,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在当时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维护与崩坏的抗争——春秋礼学思想产生的动因

从“礼”的角度来审视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王室衰微,诸侯力政造成“礼崩乐坏”的动乱社会;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依然维系着世道人心,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相抗争的情形.鉴于礼在现实社会的重要作用,为了寻找治世的良方重建社会秩序,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展开思考,以提升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论《四库全书·集部》的古代礼学文献

《四库全书》由经史子集四部组成,经史子三部并不缺乏礼制礼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指明,集部含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五等。我们通过研究可知,礼学文献在这五等类之中并不罕见,然其篇幅未必如其他三部之大。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朝鲜王朝礼书考略——兼论《韩国礼学丛书》在域外汉学中的价值

在中国礼学朝鲜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礼经汉籍,这些礼书在域外汉学中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但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庆星大学校(KyungSung University)韩国学研究所近期编纂的《韩国礼学丛书》全面整理了朝鲜王朝从15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500年的礼学研究成果,洋洋大观,是汉学界迄今规模最大、收录最多且最富代表性的一次礼经汉籍的整理工作,不仅能为东亚礼学研究者提供取用之便,也可为重新认识东亚儒教文明提供充足资源。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