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阐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体现了不同阶级身份之人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差别,使他们不平等地位合法地公开化。准确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须从亲亲和尊尊的角度出发,得出"礼下庶人,庶人有礼;刑上大夫,大夫用刑",以及礼与刑的等级性与阶级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抛弃等级观和阶级观,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下）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保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上）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释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庶人则是“唯刑是惩，不予礼遇”。这句话的实义是指“五刑”中，无专门针对大夫的刑条，大夫犯罪由“八辟”议其轻重并予以处罚；礼不下庶人则是庶人因忙于生计和没有条件置办行礼用的祭品，故而对庶人不作某些礼的要求，如酬酢之礼即是也!     

浅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与刑是西周奴隶主贵族维护其统治职能的权柄。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则是贯穿在西周礼与刑中的最根本的原则。礼如同牧师,从道义教化的侧面去调整奴隶主贵族以分封、世袭、等级为内容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科关系;刑如同刽子手,从暴力刑罚的角度去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奴役,它们成为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的两把利剑。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最基本的含义。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礼并非不适用于庶人,刑也绝不会放纵犯了罪的贵族士大夫。所以,我认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全面把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周礼与刑的实质。一谈及礼,就要涉及到宗法制度。它们相伴产生于原始社会。宗法制度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族属系统。那时,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是国家强制力,而是具有很高权威的原始习俗。由这种原始习俗衍生而来的礼,则是用来调整和维持族属系统中尊     

裼袭礼与“礼不下庶人”解

本文作者认为，裼袭礼在古代士大夫中是重要礼仪之一，但事过二千年，因衣饰之变，后人已无法理解裼袭之真实内容，因而也无法理解“礼不下庶人”的真实含义。清代汉学家读书多而仔细，且能别开蹊径，遂能比较完满地解决问题。江永、惠士奇都是清初汉学大师，有了他们的疏...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也十分重视《诗》、《书》、《礼》、《乐》,曾列为教科书,教授弟子。《诗》即《诗》三百,《书》是历史文献,《礼》即典章制度,《乐》指当时的文艺。它们的关系如何?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也说“复关”——兼论春秋庶人婚俗

《诗·卫风·氓》中“复关”一词,历代注家着眼于“氓”,说法各异。结合上下诗意与春秋庶人婚俗,“复关”应是诗中女子用以搪塞他人的隐语,当指“返回的媒人”。春秋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现于庶人婚姻,是基于消解原始对偶婚影响、巩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特定背景,有其进步意义。庶人婚礼的基本框架是“三礼”。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兴安贺郎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内涵探析——兴安贺郎歌系列研究之一

贺郎歌是流行于广西桂林兴安县城乡,人们祝贺新郎娶亲并大闹洞房时咏唱的民间歌谣,是一种集文学、歌、舞、表演、礼仪于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贺郎仪式分＂贺郎＂、＂移花＂、＂送郎＂三大部分,各个部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桂北地区的婚俗礼仪、歌唱习俗以及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

对于道教玄妙而深奥的理论,宋人可能知之甚少,甚或完全无知,但他们却非常熟悉道教的各种外在仪式。随着道士和信奉道教之人大量渗透到民间,普通百姓不仅接触且逐渐接受了道教神秘而诡异的各种道术。在宋代,供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生老病死的过程似乎都有道教的踪影。在很多宋人心目中,道术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驱鬼治病,还能延年益寿,也可使人与各路神灵直接交流,甚至能消灾纳福等等,几乎无所不能。出于某种功利性的考量,抑或是为了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宋人格外虔诚地举办各种各样的道教仪式,这是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民间信仰的直接体现,更是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侧面之一。     

端午与屈原及屈原精神

屈作楚辞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深切的爱国精神,感染国人,影响世界。建议端午节应增加祭拜屈原的仪式;增强端午赛诗的内容;升华原生有形文化赛龙舟等;在屈原乡里建立＂国际端午节研究中心＂,以加强组织,规范其节俗活动。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徐兢生平考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宋代徐兢所撰的一本出访高丽的见闻录。《图经》以实地见闻,全面记述了王氏高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山川、人物、礼仪、宗教、物产、习俗等,徐兢还以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了航海路线及日程,以及船队的组织、航舶装备和航海技术、航海路线,是研究高丽史、宋丽关系史、科技史和海上交通史的重要著作。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后人对徐兢的生平、家世了解有误。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对上述问题加以澄清。     

战国时期礼制整理和规划的两大主题

文章指出战国时期 ,礼学研究的两大主题集中在强化宗法伦理和为统一帝国选择治国思路及确定典章制度上 ,它的整理和规划 ,为后世礼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