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李东阳是明代创作拟古乐府的代表诗人,其《拟古乐府》为乐府诗史上第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在明、清两朝影响深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内取达意,外求合律",为李东阳拟古乐府理论的核心所在。时人与后人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二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后者的批评,违背了李东阳的创作宗旨与《拟古乐府》的咏史特性,因而乃不可取。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继取汉魏 变革古风——初盛唐乐府诗论

沿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是初盛唐乐府诗的一大特色,所借用的古题和作品的数量都十分可观。初盛唐诗人多沿用古乐府的本意,但在因袭中又有所革新,利用这种较为自由的诗体来表现其审美情趣和人格理想。在借鉴前代乐府诗的艺术方面,初盛唐文人有意恢复乐府诗的古貌,积极创作杂言乐府,吸收汉魏乐府的语言特点及民歌口语,并借鉴汉乐府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手段。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论李梦阳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是当时的士林领袖,著名文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的著名陇籍作家。他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这千余首诗歌或指摘时弊,揭露社会黑暗,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或反映战争的惨烈,徭役和赋税的沉重,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或流露对封建统治者的失望和人生不如意的感喟与伤怀;或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祈愿和远大抱负。内容十分丰富,其现实主义精神在明代无疑独树一帜、难能可贵。李梦阳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一定特色:复古诗苍劲凝重,气象开阔;古乐府神韵飞动,飘逸洒脱。李梦阳不愧是理论和创作都有建树的杰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