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作为一个审美范畴

本文对中国古代美学中“愤”的理论流变进行疏理 ,从生命的角度探讨了“愤”与创作的关系以及“穷而后工”的审美评价标准确立的原因 ,区分了“愤”、“怨”的不同 ,指出“愤”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阳刚 ,而“怨”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阴柔 ,并对“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的命题进行现代反思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启发式教学二题

（一）“愤”与“悱”众所周知，启发式教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启发”呢？这倒是发人深省的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体会到，创造一种“愤”与“悱”的境界是极为重要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所谓“愤”，即心求通而未能达之状态；所谓“徘”，即口欲言而未能言之状态。这就告诉我们，要实行启发式教学，只有掌握一定的时机，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个适当的时机，就是使学生达到“愤”与“徘”的心理状态。孔子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十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十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

司马光根据柳宗元、刘禹锡调入朝廷的时间,把王叔文集团的结成,定在贞元十九年,但未说明其成员自何时结识,而据柳宗元的一封信中提供的材料,可知柳、王二人结识的时间。“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在柳州贬所给左拾遗萧俛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柳宗元集》卷三十《与萧翰林俛书》)罪人系指王叔文。写此信时,柳宗元年“已三十七矣”。其又言“永贞革新”“时年三十三”。那么三十七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谈中学政治课教学“愤”、“悱”情境的创设

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中,贯彻“启发式”教学是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学生智力的有力措施。而“启发式”教学最关键最典型的方法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善于创设“愤”、“悱”情境。 “愤”、“悱”源于孔子的《述而》篇,子     

启发式漫议

启发式教学在我国由来已久。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求知未到“心求通而未得”(愤)、“口欲言而未能”(悱)时,教师不要急于开导,应创造条件使其达到“愤”、“悱”程度,相机引导;他还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指出了学习与思维的关系。后来《学证》指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要求教师对学生要认真引导,而不能强迫、代替。由于我国过去的教育制度及其培养目标等因素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刘命清对庄屈关系的特殊阐释——以“不得志而怨”为视角

明遗民刘命清《庄屈》一文指出,庄子与屈原皆因不得志而生怨情。虽然,刘氏所论不乏肤阔牵强,却揭示出庄、屈在思想感情上的相似之处。同时,从更深的层面看,庄屈并称的论题在明遗民中并不罕见,虽立论各有不同,但都寄托了他们试图弥合生存与节操的良苦用心。     

荒寒:柳宗元永州山水文学主体风格解读

荒寒意境是历代文人所钟爱的意境之一 ,这是由荒寒意境的特质和文人们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所决定的。柳宗元被贬永州 ,永州山水的荒寒之境与他困厄的身世遭遇及兀然不屈的个性特质互相阐发 ,于是 ,他借荒寒之境表现其身世之感和哀怨之情。这种荒寒之境既是诗人自觉追求屈原楚骚精神的结果 ,又带有中唐山水审美的时代特征 ,更具有作者独到的个性     

环境风险分配、传播与认知机制中的道德冲突

环境风险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地位的差距,解释环境风险以确定责任分担的专业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失衡,对环境风险的传播、接受与认知造成巨大心理影响,产生诸如怀疑、焦虑与怨恨的心理影响与道德冲突,对社会安全的潜在影响不亚于环境风险本身;因此,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传播与认知机制及其心理影响与道德效应,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慎重应对。     

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中庸”文化心理结构异化论略

儒道二家学说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以中庸为轴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于群体重"礼义之邦"、讲"合情合理",于个体讲"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关注民生"等.另一方面由于儒之中庸本身存在理论缺陷,并最终异化为儒之"泛中庸"与道之"泛中庸"在世俗教育中合而为一,构成了以"保身全生"为中心的特有的处世哲学乃至为官之道,成为个体性格特征愚昧性和劣根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