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现象"的文学、文化阐释--兼谈文学翻译者主体性要素的构成

文学翻译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对翻译结果静态的、微观的文本分析,还要展开对翻译全过程和翻译主体、接受主体的动态、宏观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文章结合文学、文化和翻译主体分析的方法,解析"杨宪益现象",兼论文学翻译者主体性要素的构成.     

"白马湖文学现象"的渊源与流衍

“白马湖文学现象”应该是发源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形成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的现象。在白马湖畔 ,不仅开始了这群 (同人 )作家的集体聚合 ,而且在与风光旖旎的湖光山水的融合中 ,形成了他们基本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风格。所以立足于上海立达学园与开明书店的教育探索和与文化传播的“立达派”“开明派”都只是这一文化和文学现象的延展与流衍。     

张资平"走红"现象的大众文化考察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张资平在文坛的“走红”现象,会发现其创作的商业化意识、文本的意识形态疏离以及独特的读者构成等是其赢得市场的关键。研究张资平的“走红”,还能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政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的谛视观照--关于李锐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李锐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立足本土,面向历史,深刻地书写了他所体察到的中国人处境中传统的失落与现代的悖谬的"双向煎熬",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和文学现象.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陪都文学作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通过对陪都文化的现实表达,在地方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为区域文学,直接推进了"重庆形象"的战时变迁,促使重庆形象具有了陪都文化的双重内涵与陪都文学的整体构成,重庆形象由此成为陪都文学的区域性标识。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韩国的上海文学研究及其"本土化"启示

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文学也是中外文学交汇的产物.外国人参与的"文学上海"不仅塑造了上海文学,也深刻地参与到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之中.对于韩国汉学家而言,上海不仅是他们熟悉的中国都市,也是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城市的缩影.研究上海文学,不仅寄托了他们通过文学观看上海及现代中国的心愿,也是另一种反观与思考自我的方式.韩国汉学研究富有个性与创见,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带来启示.     

论文学翻译中的"走失"现象

根据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体系中的"意义走失"论,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意义走失"、"文化走失"和"风格走失"等现象,阐述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联想意义不同、文学语言独特的美学或诗学功能、中西语言特点各异和文学审美主体审美偏好效应与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走失"现象.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渝派”纪录片：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喊一声川江号子

近几年,“渝派”纪录片在纪录片界异军突起,成为后起之秀,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而“渝派”纪录片人之所以敢举旗称派,正是因为“渝派”纪录片已具备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精神气质,其部分作品还在人类学视野中绽放奇葩,具有一定的影视人类学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的“亚文化”研究

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他为该学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做出了杰出贡献。亚文化是霍尔以及该学派其他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产生了一定冲击和影响,充分体现出“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中的内涵实质。     

中西比较文学实证性影响研究中“游”的精神文化阐释

以中西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料为依托，在法国学派实证性影响研究三大研究方法的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中探讨旅行文化中游的复杂现象，旨在消除文学和旅游学的隔阂，以游的精神文化阐释拓宽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移民与四川人"打乡谈"

一般看来,在四川,"打乡谈"专指客家话,其实"打乡谈"指四川移民讲各自原籍的方言土语.四川移民社会存在各种乡谈土语,融合了我国所有的方言类型.目前在四川除了四川官话外,仍存在客家语、湘语、闽南语等方言."打乡谈"是移民社会初期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移民"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心理,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文化产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作为"文化现代化"之显态表征的"文化产业"即文化的产业化,是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与信息为主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和文化传播等活动,其经济价值源自文化价值。"文化产业"在学理上经历了从一种批判性的概念到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历史文化现象递嬗的过程,但其本质特征依然可概括为"包容性"、"博弈性"、"创新性"、"风险性"和"霸权性"五个方面。西方对"文化产业"的深度反思给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带来深刻启示。中国"文化现代化"在竭力研发"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时候,必须同时发育"公益性文化事业"。唯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互扶持,互补前行,滥觞于"后发外生型社会"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才能有实质性进步,我们也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     

试论赵树理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的成功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 ,因此 ,对赵树理现象的探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