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如果说,鲁迅研究中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禁区,我以为,鲁迅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改造问题,就曾是一个令人却步的所在。“国民性”的提法,曾经被认为“不科学”、“太笼统”、“缺乏阶级分析”……许多人不敢承认在阶级性之外,还存在“国民性”、“民族性”,生怕由此会导致资产阶级人性论。可是,这个问题又是非常之重要,简直可以说,不理解鲁迅鞭挞、改造病态国民性的深远意义,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鲁迅的伟大。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国民性”的提法?是否承认“国民性”的存在就会导致资产阶级     

谈“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关于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其中一个目前有争论的问题,即当时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略抒管见。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和主将鲁迅,在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井彡)响下,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左(羽一)的立场出发,怀着为人民大众谋解放的目的,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取同一步调,对帝国主义、封迠主义的反动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彻底的批判,迠立了丰功伟绩。对于鲁迅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大家都一致首肯;但鲁迅当时的宇宙观,或者说他使用的思想武(?)是什么呢?人们的回荅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主要依俈无产阶级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思想武(?)。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实际(?)况。     

论《野草》的反庸众思想

所谓庸众,就是受封建主义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毒害而不觉悟的民众。反庸众的思想,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了鲁迅的战斗一生。不过,前期鲁迅是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观点,揭示、批判愚弱的国民性,意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后     

试论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

鲁迅为振兴民族,对“国民性”的研究、抨击,毕生孜孜不懈。做为“民族文化的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黑暗,为人民大众开光明自由之路,独自个首先冲锋突击。” 探讨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不言而喻是探讨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见解。过去,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一度几乎成为禁区。因而,也就难以就鲁迅在“国民性”问题研究上的贡献,展开讨论,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价。笔者认为:鲁迅对“国民     

关于鲁迅“发展论”思想探讨

鲁迅关于发展的思想,人们习惯用“发展观”来称谓之。当人们一涉及鲁迅关于发展思想这方面内容的时侯,脑海之际也往往泛起“进化论”一词。笔者认为,与其用进化论称谓鲁迅的发展思想,不如以“发展论”称谓为善。     

论《呐喊》《彷徨》对农民文化的批判

一众所周知,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之中,剖析和批判“国民性”是这些作品最突出、最基本的主题。然而,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评论和研究对这一基本主题却是误解乃至曲解的。肯定它的人,认为批判国民性就是批判封建主义,无需另外加以阐释;否定它的人,则断定批判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这些从狭隘的政治观点、阶级观点出发的认识,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究竟应当怎样去理解鲁迅所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呢?归根     

鲁迅与进化论及赫胥黎、严复与进化论——也论鲁迅前期的宇宙观

鲁迅前期(“五四”前后——“二七”大革命前后)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因素恐怕要算进化论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前期是“只信进化论”(《三闲集·序言》)的。鲁迅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媒介者是严复,严复是把进化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个人。其实他一生并未翻译过一本达尔文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使他最负盛名的《天演论》则是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意译本。赫胥黎在此书序言中说:“最近许多年来,……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他把进化论运用到哲学,社会学领域的论文集。由此可见,鲁迅打接触进化论的第一天起,即不单单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欣喜的拥抱,主     

谈“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关于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其中一个目前有争论的问题,即当时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略抒管见。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和主将鲁迅,在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左翼的立场出发,怀着为人民大众谋解放的目的,与     

鲁迅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应当澄清

关于鲁迅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建国后曾有过两次较集中的讨论:一次是一九六○年,不少同志不同意巴人的如下看法:鲁迅“是从同情不幸人民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而这中间是一条红线似的贯穿着他那伟大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三”(为方便计,以下简称“红线”论);另一次是在一九六三年,有的同志认为,鲁迅思想上,无论是前期或后期,都无有人道主义的成份(以下简称“无有”论)。近几年,有的同志为了纠正“无有”论的偏颇,又重新肯定了巴人的“红线”论,并为之     

从量变到质变——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之二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就是把一九二七(或二八)年以前的鲁迅,笼统地看作“前期”或“早期”,忽视和否认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又忽视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思想发展的具体“径路”。把进化论思想看作是五四以前,甚至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的“基本”或“核心”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上述传统看法,也正是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工作中的一种惰性力,它紧紧地束缚了我们的头脑。但是说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认为这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的。关于鲁迅早期(五四以前)思想,我们已在(《鲁迅早期思想简论》·里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再具体探索一下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变迁的径路”。     

试论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

如何评价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同志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在这时虽有某些革命思想,但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改良主义思想。有的同志则认为,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中山这时的思想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起主导、支配作用的一直是革命救国的思想。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孙中山自己曾经多次谈及何时产生革命思想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他在《孙文学说》中认为:“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再谈《阿Q正传》与国民性——答李国涛同志

“国民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拙文发表后,李国涛同志提出了异议,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我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考虑到李同志所提到的若干问题,因为在鲁迅的近千万字的辉煌著作、翻译、书信及日记中,的确对“国民”和“国民性”的提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是考虑到我们对鲁迅的思想以及某些观点的认识,也仍然有一个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鲁迅早期尼采观探索

缘起长期以来,关于鲁迅与尼采在思想上到底有无联系,有些什么样的联系,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对此问题,如能深入探讨,将有利于正确理解鲁迅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前期的思想)。由于意见分歧由来已久,加上种种思想障碍,如为了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害怕有损于鲁迅的形象,有的同志不从实际出发,各取所需地、片面地摘引、     

爱国主义是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兼与艾菲老师商榷

艾菲先生的《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见《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得出了一个有新见的结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虽然羼留过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杂质’,但它们始终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它们在鲁迅前期思想中矛盾纠结、消长起伏,渐渐地退却了,消散了,而构成     

琐谈阿Q典型的国民性、阶级性及人性问题

关于阿Q是什么典型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对于阿Q是不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的论争,意见也很分歧:有的认为阿Q就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不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有的认为阿Q只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如果把阿Q看作“国民性弱点”的典型,那就等于说阿Q是超阶级的典型,就是宣传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然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但我们在教学中又经常遇到这些问题,现在只是权作学习,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真知灼见

改造国民性,不但是鲁迅的启蒙思想,而且是鲁迅的真知灼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毕生进行了探索、实践,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反思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 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这使得鲁迅对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者说程序上结束了皇权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鲁迅的很多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包含了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