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简《日书·马裸篇》看非子始封秦亭

非子因善养马而被封邑于“秦”并续赢氏祀,开始“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如何养马,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日书》之《马襟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及其经验累积。《马襟篇》所展现的秦人“善息马”实绩,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早期秦人的“息马”传统和文化在时代上一定是跨越了非子邑秦之前的赢姓和其之后的秦赢时期,直至秦人翻越陇坂,跃马东向,图举霸业。从《马襟篇》文献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早期秦人通过代代努力实践与探索,掌握了养好马的基本规律,为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社会和物质的基础。     

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

非子邑秦是秦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早秦研究中占有显要地位.非子邑秦的主因是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封“秦”,并续赢氏祀,开始了“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睡简《日书·马禖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念及经验累积,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展示了早秦独有的畜牧才干.从《马禖篇》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从而以另一个视角发现秦人由弱渐强、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并盛演一时的端倪.     

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世系为联结,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并刻画相应的"故事",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流动的祖先：韩江上游合姓祠堂与流域贸易

韩江流域上游存在着密集分布于贸易通道上、祭祀两个及以上不同姓氏祖先的合姓祠堂现象，揭示了明清时期当地人如何通过再造祖先来建立地缘和血缘共同体的文化实践逻辑。从居屋中的家神祖先到祠堂中的宗族祖先，“祖先”文化意义的流动体现了流域贸易、山地开发、国家进入三者紧密联系的历史过程。通过联结贸易网络的“流动的祖先”,可以理解明清时期这一地域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整体性社会转型，以及当地人在流域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消除族群文化区隔、以聚合上下游资源为动力的地方秩序建构。以祖先源流为文化资源的流域贸易与国家正统的联结，形塑了当地人源自中原汉人移民的“客家”自我文化认同，奠定了后来这一区域具有强烈国家文化认同的客家族群之基础。     

宗族观念与族群认同--以四川藏族尔苏人为例

藏族尔苏人的宗族概念“德”（ de ）有“姓”的含义,与“德”相对应的是“潘策”（ phantshie ）,跟汉语的“氏”概念接近。研究显示,属于某个特定尔苏宗族“德”的人必然是尔苏人,然而属于某个“潘策”的人则不一定是尔苏人。尔苏的扎拉洼“潘策”里出现包括强烈认同藏族的“多续西番”的情况,由此带动该“潘策”尔苏人认同藏族。由宗族观念考察尔苏族群和文化认同建构问题,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尔苏人的“族群形成过程”。     

“秦”国名本义溯源

秦人先祖本为赢姓,周孝王时,秦人首领非子因养马有功而受封,附庸"秦"邑,"号日赢秦",秦人遂有"秦"之称。秦邑至秦汉时由单字"秦"而改称秦亭,其地当在今甘肃清水县。"秦"与秦亭不仅存在于陇右天水,在上古东方即今河南范县亦有其名,且为秦人始祖伯益封地,则范县之"秦"显系早出。这东、西二"秦"虽非同支,但早有东方一支将地名"秦"随部族迁移而带至天水,后中涌一支商末西迁天水之后,至非子时因受封又袭用"秦"之名。"秦"之本义,《说文解字》以为是封国名,而以"禾名"为第二义或派生义,实则本末倒置。溯其本源,"秦"为禾即谷类作物,则东、西二秦俱因多产禾而以"秦"命其地,又因其善种禾而以地命氏,进而成为族称国姓。可见,"秦"之含义的演化,包含着秦人起源与西迁的丰富历史信息。     

秦人政治文化的特色

秦文化在东周时期属于亚文化,秦统一中国后秦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与周人相比,秦人政治文化是一种法治文化和功利文化,其特色是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崇尚法制的政治意识,变革制度的理性自觉;秦朝建立后,将自己的政治文化上升为政治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秦人政治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中型秦墓墓主族属及身份探析——以渭水流域中型秦墓的葬俗为视角

中国古代墓葬特定的头向以及葬式,是古代族群特有的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能够反映墓主的族群、祖籍以及身份。周人东迁后进入关中地区的秦人,葬俗与西周墓葬差异明显,无论身份高低其墓葬均为西头向,战国中期后才开始出现的南、北、东头向,其墓主应来自其他地区。采用直肢葬的中型秦墓墓主与大型秦墓墓主应出自同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在秦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属于贵族阶层。秦贵族阶层的直肢葬来自周文化,而下层平民采用的屈肢葬式源自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两者渊源不同,族属各异。屈肢葬中型秦墓的头向具有多样性,其墓主身份、籍贯均较复杂,西头向者应是随秦人东迁进入关中的西北诸戎部族及其后裔,北、东、南头向者来自秦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些人中既有西北土著中的上层人物及其后裔,也有来自中原诸国的富裕移民,还有凭借战功由平民擢升的军功贵族。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江西傩艺人汉族族群身份的认同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唤醒情境的建构以族际文化的比较为表现形式,并以民族文化认同的整合为深层动机,这与以地方性家族宗族文化为核心表述的江西傩戏惯例性情境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认同体验出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江西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现象的情境特殊性,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研究及国内本土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范例启示。     

选刊连载二:西安历史述略

第四章秦咸阳第一节秦迁都咸阳前的居处定都在咸阳的秦,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秦最初的都城并不在咸阳,其祖先大概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最早生活居住在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天水市古名秦州,这一带的秦亭、秦安等地,应和秦人有关。但秦人也和周人一样,随着自己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逐步向东迁移:     

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纲要——共识视域中政治价值与政治措施的有机融合

先秦诸子在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层面存在的"政治共识",为韩非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正义性.相对于儒家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韩非子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实主义品格由此得以凸显.     

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

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仇恨秦王朝的强烈氛围、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大,形成了强烈地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顽强、坚定、果敢,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又使他动辄“屠城”、院俘,伤害无辜,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复仇心理也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该出手时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失去了由自己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     

论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文化措施

氐族是"五胡"之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前秦的主要建立者和最高统治者都出自苻氏家族,以苻坚为代表的苻氏集团醉心于汉文化,崇儒,兴教,信佛,谈玄(论道).因而,他们建立的前秦是一个儒、释、道(玄)等多种文化并存的政权.出现这种文化状况,其主要根源是苻氏家族乃至前秦的政治需要.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老子与韩非人性论思想探微

本文选取先秦两位思想家--老子和韩非作比较研究,从其哲学基础、基本主张、人生观、政治观四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人性论思想,并对其异同在两相比较的基础之上,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     

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

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建立一种与“封建”贵族政制完全不同的、以军功和法制为核心的新型平民政治体制模式:王的权威至高无上;王以下的全体国民则在等级差序的设计中,给予平等的升赏机会和同样的惩罚手段；建功立业不再是“肉食者谋之”,一介平民可跻身为将相,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社会政治模式的重大变革.这一模式的形成,并通过秦帝国的统一推向全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基本格局.     

简论封建与周代礼治

封建是周代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 ,也是先秦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宗法的“亲亲”精神不同 ,封建把政治等级建立在血缘与类血缘的基础之上 ,视政治关系高于亲情关系 ,其内在精神是“尊尊”。秦汉以后 ,封建虽逐步被郡县取代 ,但其内在精神并未消失     

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来自东西部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家族企业正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时期,而国际化则是家族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与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目前学术界关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献,主要考察家族后代权力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忽视了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因此,文章在将中国家族企业二代继任方式区分为渐进式继任方式和激进式继任方式的基础上,利用2020年8月至11月对重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253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首次实证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国际化承诺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遮掩效应,以揭示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情境。研究结果表明：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会显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文章使用重新定义家族企业、选择已经进入或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积极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家族企业创始人应提前制定传承计划,尽可能安排二代渐进式继任,在渐进式继任过程中帮助二代继承人尽快建立权威合法性,以降低两代之间的权威差异;家族企业创始人要理性认识政治关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