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学家视角下的法律观探析

罗马法学家在罗马法律体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罗马法学家对政治法律问题的思考带有明显的务实取向,他们关于自然法、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分以及法与正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斯多葛哲学的理论路向。罗马法学家以法律制度内部秩序的统一性、有机性和连续性为前提,构建了精致的法律分析体系,造就了实质的法律文化。罗马法学家的思想中蕴含着罗马人重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思想通过罗马法呈现给世人,并影响到此后的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     

罗马共和社会道德观的形成

罗马共和社会道德观是在宗教信仰、家长法权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城邦初期稳定的小农经济是传统道德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基础,法律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是维持并深化传统道德的保证。罗马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核心是爱国主义和对权威与传统的尊崇,它一方面养成了罗马人对父权、权威和传统的服从与尊重,另一方面造就了罗马人对法律、元老院和国家的绝对服从。正是罗马人所独具特色的道德评价标准,支撑着罗马共和国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其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由模仿到象征: 古罗马和中世纪文艺基本观念的历史变迁

古罗马和中世纪，“模仿”一词和古希腊一样还泛用在不同的范畴和层次上，但在文艺理论中，早期的罗马人就给模仿渗进了逼真描写的要求，到了晚期“模仿”则多专指临摹可见可闻的自然事物，“想象”成了比“模仿”更重要的概念，加上中世纪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文艺理论中兴起的象征观念便取代了传统的模仿观念     

古罗马法律思想述要

古罗马法律思想史实际上是一个学习、传播、应用希腊自然法思想的过程,但是罗马人富于创造性,他们不仅创建了"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这是古代西方法律文化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法律思想上也超越了希腊人狭隘的城邦观念,给人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解析"以房养老"制度的困境——兼及法律移植的现代性反思

"以房养老"作为一个借鉴和移植域外制度的立法,一经出台便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乃至否定"法律移植"本身。在中国"以房养老"制度推行受阻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养儿防老"的传统价值观,其次是土地所有权制度以及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最后是越发凸显的社会信任危机。然而,"法律移植"在当今中国仍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立法选择,它在中国现代性法律制度秩序构建中有助于人们观念的革新与塑造。归根结底,"法律移植"频频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于现代性制度秩序建构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的缺失。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入现代市场机制。在培育理性精神、恢复社会信任方面,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既能迫使行为人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理性计算,也能唤醒人与人之间真诚的道德意识。     

罗马共和国时期宗教情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宗教情感在两个方面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一是罗马宗教对罗马国家人格的塑造,这使罗马国家主义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神话,即在罗马人的心目中罗马国家是一个圣神的偶像,罗马人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正是从这里来的。二是宗教情感对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宗教被政治家扭曲并滥用,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法律意识

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考察 ,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 ,认为宗法政治伦理使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及其观念陷入道德化和非道德化二难境地。宗法经济伦理严重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建立 ,宗法士人伦理制约着“理性—形式化”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形成 ,而氏族和宗庙则对法律起着抗衡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并呼唤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和瓦解法律精神的因素。     

试论古罗马道德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罗马人把道德看作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道德也因此成为历史学家诠释罗马历史的重要因素。道德史观的形成首先是罗马人在希腊文化冲击面前所作的内省和回应,同时表现了政治上占据优势的罗马,希望在文化或者民族特质方面确立自己地位的需求。最后,罗马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成为道德教诲的场所和塑造民族精神及特性的源泉,这是罗马史学的特殊之处。     

论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与实践理性

罗马法中的自然法精神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是促使罗马法成熟繁荣的重要因素。深入了解罗马法的发展历史 ,把握其内在精神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提供很多启示。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中世纪西方法人人格观念研究

中世纪的法人人格观念主要体现于注释法学派与评注法学派的法人理论以及教会法中的法人观点之中。注释法学派与评注法学派的法人理论是在学者对罗马法进行梳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前者拘泥于罗马法文本，基本上是罗马时代法人人格观念的再现，而后者则从当时的社会实践需要出发，对罗马法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展现了法人人格观念的公法意味。教会法的法人观念，特别是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法人人格观念，既是为了解决教会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为了强化教会权力，因而体现了拟制说的某些特征。从知识谱系上说，中世纪的法人观念与罗马法法人观念之间有延续，也有断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现代法人人格学说。     

论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两大历史传统

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撑的普遍的社会事业。每一种伦理价值观或社会道德的追求,都决定着社会公益事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该社会公益制度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西方文化是由两大历史传统即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融合而成,自然而然,通过考察西方公益伦理思想的主体精神,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自然浮现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两大公益伦理传统渊源。     

论我国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之塑造

所谓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是指刑法应有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的文化特性。它使刑法具有引导性、文化性、人文性和自主性等特征。从人本法律观出发,为了弘扬刑法的人文精神、实践刑事法治和彰显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必须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没有宗教赋予法律以神圣性,且过分强调宗教与法律分离的我国社会,只能依靠具体的法律实践来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刑事立法层面,在追求对先进制度移植的同时,应当力求对传统优良刑法文化进行吸纳,并应突出个人法益在刑法法益体系中的地位;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司法改革,确立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和公开状态;在法制宣传层面,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应当有所推进。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

中古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发端于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惟经是从”的学术活动与罗马教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一传统日益封闭与僵化，并步入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社会的新变动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冲击，这一传统逐渐丧失了对学术文化的神圣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则是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人文主义者否定教廷钦定的《圣经》拉丁文本的权威性与经院哲学家主观臆断的学风，不仅力图使《圣经》版本的民族语言化与《圣经》传播的平民化，而且致力于发掘《圣经》的历史内涵与伦理精神，并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罗马教会正统神学的理论基石，否定了教廷权威及其礼仪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变革，最终从根本上推动了宗教改革思潮的萌发，促进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历史转型。     

论14至16世纪罗马法在德意志地区的兴起

罗马法在德意志地区兴起的过程开始于公元14世纪,这实际上是外来罗马法文化在德意志地区得到认同的过程。其时,中世纪德意志最伟大的法典———《萨克森明镜》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普通法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罗马法文化才刚刚到达。那么,罗马法文化凭什么在德意志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呢?就此,文章对这一同时具有思想史和制度史意义的法律事件,从背景、动因、历变和影响四个方面作了剖析。     

古代罗马宪政建设中的平衡精神

在罗马共和国近5个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宪政建设一直是其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罗马宪政建设的核心主要体现为对权力体系和社会关系的平衡精神,无论是社会阶层、政治利益集团或是政府强力部门,均受这种平衡精神的制约。当这种平衡精神得到弘扬时,共和国内部的各种关系均能保持稳定,然而一旦这种平衡精神遭到破坏,罗马宪政的基础便发生动摇,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要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