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塞康文化再探

关于公元７世纪以前的苯教[１],许多文献都有记载,但是由于它们大多数为伏藏文献,后世之作,加上藏文创制的年代尚无定论,所以其可靠程度受到了质疑。可青海湖地区的塞康文化却是吐蕃苯教一脉相承的延续,是吐蕃苯教的活化石。但是,学术界对此从未进行过研究,成为苯教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１９９６年对热贡苯教进行的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为在印第安那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会撰写过题为《青海湖地区的     

甘肃宕昌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及其特点

苯教是青藏高原日本土宗教,是藏族文化的起源。甘肃宕昌发现的藏族家藏手抄本古藏文苯教文献,是研究藏族原始宗教和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公元7—9世纪乃至公元5—6世纪以前藏人的思想、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弥足珍贵的资料。文章对甘肃宕昌发现的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评述。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都兰吐蕃三号墓鹿与鹰文化内涵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都兰吐蕃墓葬群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而墓葬群所处地势和出土文物所折射出的鹿与鹰文化现象,为研究吐蕃古代苯教及丧葬仪轨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以苯教中鹿与鹰文化现象着手,以考古资料为旁证,探讨苯教与周边地区广泛盛行的萨满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可显现藏区民间信仰中的鹿与鹰文化现象,并可体现都兰吐蕃三号墓主人的丧葬规格依据了具有鹿与鹰文化为特征的隆重而规范的苯教仪轨.     

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

古印度的佛教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吐蕃,最终成为藏民族的主流宗教传统,这已是公认的定论。但是,关于此前佛教曾经数次试图北传吐蕃的努力,在学术界却鲜为人知。根据一些苯教手抄本典籍记载,佛教北传的努力早在桑赤赞普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持续了至少三代赞普。由此,佛教第一次北传吐蕃的年代,可以至少推前4个世纪。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本文充分利用苯教文献阐述了苯教传入吐蕃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提出了印度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时间并非像佛教文献所说的那样是拉脱脱日时期,而是桑赤赞普时间,将佛教始传吐蕃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提出了佛教的传入并非仅仅因为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当时吐蕃王朝走出雅隆河谷,统一青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决定了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     

论吐蕃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关系

吐蕃统一奴隶制地方政权的建立,为佛教传入提供了社会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佛教的传入与逐步发展,对吐蕃苯教及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全面冲击.研究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是认识藏族宗教文化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冈底斯雍仲苯教文献》丛书发行会在北京召开

2011年6月11日,《冈底斯雍仲苯教文献》丛书发行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这套丛书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才让太教授和中国藏传佛教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委员泽秀仓活佛的发起和主持下,经过3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是藏族文化典籍之精选,也是一百多函珍贵的苯教手抄本和木刻版文献的一次重要集成。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     

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

苯教在甘南藏区的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吐蕃止贡赞普时期,原始司巴苯教就已经传入甘南藏区。从公元11世纪开始,雍仲苯教开始在甘南藏区兴起,十八希钦、安多三圣者等在甘南弘法建寺,苯教在当地广为传播。文章对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青海近年来出土了若干例吐蕃时期墓葬的木棺板画,已有学者对此作过初步研究,但观点颇存歧义。文章联系汉藏文献以及中原和北方民族的相关考古材料再作探讨,提出这批木棺板画所反映的不是一般所谓“社会生活场景”,而是流行于吐蕃本土的苯教丧葬仪轨影响到吐蕃所征服和占领地区的直观反映;墓葬主人的族源应为北方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但其在受到吐蕃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来自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青海吐蕃文化的多元因素。     

白龙江流域发现的苯教文献及其文化信息

文章对流传在迭部、舟曲、宕昌等白龙江流域的80卷苯教文献进行了研究,不仅公布了苯教文献的目录,并对其类型、内容、特点及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     

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解读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许多写卷写的是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的一些仪轨故事。本文将对反映吐蕃苯教丧葬仪轨佛教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背面,以下不再注明)作解读,并对这写卷的历史背景稍做探求。笔者深感这项研究的重要,虽功力不够,仍勉为其文,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法国老一辈的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曾对 P.T.239作过解读,1970年他发表了专文《一份关于西藏苯波丧葬仪式的古代文献》(Stein,1970)。他     

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

本文用详实的考证说明了祆教作为近邻大食的一个强势文化对古象雄苯教形成的影响,论证了象雄的地理位置及其著名的象雄十八王国,用珍贵的手抄本资料阐释了作为古象雄穹部落后裔东迁的曲折历史和传说,作为比较研究结果提出沃摩隆仁是藏族先民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整体记忆,是象雄中部的地理地貌和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启示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中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藏族苯教文化中的深层积淀的崭新的学术观点.     

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

宁夏贺兰山西夏时期的"塔图形"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显示出明确的一体性,反映出党项人也曾是青藏岩画的创造群体之一。西藏岩画中也有大量丰富的塔图形岩画,它们体现了高原古老的苯教重祭祀、祭坛的文化特色。西藏岩画揭示了苯教不仅拥有祭坛塔的传统,而且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已经形成苯教塔祭坛的建筑特色。苯教塔祭坛的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早于吐蕃王朝时期,是藏西地区受到周边佛教国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甘川藏区民间苯教经典调查及分类研究

笔者对逸散在甘川藏区民间的苯教经典进行了实地调查,接触到大量的民间苯教文献,从中选取了147篇经文,共计1280页,根据苯教传统分类为基础,重新分类编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总结了经文的特点及其中折射的文化信息.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

早在吐蕃时期,孔子的盛名就随着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远播西藏并得到藏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藏汉交界地带,孔子被看作道德圣贤,但在西藏腹地则被看作是无数算学与消灾仪式文献传承的创始者,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进而,苯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其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徒弟和岳父、苯教的四大护法神之一;而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文殊菩萨的弟子或者化身.不管贡则楚吉杰布与孔子的本来形象相去多远,其根本是藏民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需要,发挥自己民族思维,在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孔子形象进行认同改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