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侦查立法现状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对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职务犯罪侦查针对新《刑诉法》修正案中律师权利增加的应对之策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正案即将要施行.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增加了律师的权利,这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预测其可能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具体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应对之策.     

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权对自侦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将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变化.通过介绍新《刑诉法》中律师不被监听权的确立,剖析该项权利的确立对自侦部门侦查实践工作的影响与挑战,重新审视目前自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自侦工作如何应对该挑战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职务犯罪侦查在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手段、侦查措施等方面具有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同的特征 ,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 .为加大反腐败查办大要案件的力度 ,就必须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殊性的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应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其修改内容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解读,提出了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具体应对之策,以期能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检察机关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沉着应对新的挑战。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传统的刑事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讯问方式简单粗暴、非法取证、超期羁押嫌疑人、对嫌疑人的权利告知流于形式、限制律师会见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受到冲击。检察机关应当在更新侦查手段、注重证据转化等方面加以改进,注重保障人权,不断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建立检察机关的并案侦查制度的设想

随着系列性犯罪案件的增多,进行并案侦查这一侦查措施在检察实践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建立检察机关并案侦查制度,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与正在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密切相关的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犯罪,以提高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的突破率是检察实践的迫切需要.     

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解构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首次确立了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是我国现行逮捕羁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强化检察监督的重要举措。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刑诉法对这一制度规定得过于笼统、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检察机关在具体的侦查监督工作中如何把握、实施该项工作制度是一个难点。因此,笔者试图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神和检察实际工作,探究这一制度入法的背景及理论、实践基础,进一步探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旨在使这项制度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之我见

由于传统司法观念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性质认识上混淆了刑事抗诉和民事抗诉的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有效把握既判力原则与有错必纠原则 ,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辩证统一 ,使得现行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机制打破了民行案件诉讼两造间平等格局 ,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发展。为了使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实现良性的发展 ,就应设计一种互动的抗诉机制 ,促使检法两家形成互相独立、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局面。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角色冲突的原因探析

由于刑事和解与传统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在目的、价值等不同，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刑事和解中有了新的诠释，而检察机关又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实践操作，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的冲突，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存在角色的冲突，主要是由于检察系统考评机制的影响、立法原因、缺乏有效的控权机制、法制宣传不够等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一直认为这种关系模式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是,从这种模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并不象制度的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理想,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对此,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检警结合模式建构检警一体化的格局,也有学者反对检警一体化。就目前而言,完善并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     

刑事诉讼视野中检察权的性质及其配置探析

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行使的与诉讼活动有关的国家公权力,实际是一种行政权.我国现行检察权的构成必须排除法律监督权而使检察机关仅承担控诉职能.检察权的行使必须纳入控、辩、审的正三角结构中,接受司法权的监督才符合刑事法治和形式理性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下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化了检察职权,给检察工作的开展既带来了诸多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工作负担的空前增加、诸职能和角色间的冲突、公检法司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口供的稳定性削弱将是新刑事诉讼法下开展检察工作时不得不正视的宏观不利制度环境.对于这些挑战,检察机关应有清醒的认识,早作谋划应对,方能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