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构建我国侦检关系的思考

学界对我国现存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在借鉴西方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可以提出优化我国侦检关系的有效方案。而就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来看 ,我国应实行“侦检一体化”。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逮捕证据标准问题研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检机关对逮捕证据标准应该统一认识.逮捕证据标准是侦检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拟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提出的证明自己的主张所要求收集到的证据体系和标准.逮捕证据标准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提请逮捕和批捕时要按照这些标准对证据进行审查,从而确保正确地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试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四个层次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计划与市场是一对矛盾,近几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只重视其统一的方面,而把其对立性大大忽视了,导致改革屡屡受挫。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提出了将二者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分开的政策主张,从而勾画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妥善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思路。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是我国目前司法改革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司法改革来说至关重要。二者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不能非此即彼,而应是亦此亦彼的;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必须认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制度设计上,必须立足于在自己的“本土问题”上来进行思考。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统性缺陷及其弥补

我国收入分配错综复杂,各种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与表现形态,既是制度政策与措施的产物,也是理论的产物。但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时,存在三个方面的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在理论与政策的关系上,理论相对不足;在改革进程中,对现有的分配体制机制的积极作用理解不全面和承认不充分;在收入的形态上,不重视各种形态的收入差距的关系。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要对现在分配体制进行科学总结和分析,要注重理论创新的支撑,注重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结合。     

我国补充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我国补充侦查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诸如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限模糊、不必要或超期羁押使补充侦查超期严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通过进一步完善补充侦查制度,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健全侦检沟通和配合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罚建议权等措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论法治国视野中的检警关系

在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结构中,检警关系模式应当充分体现宪政主义诉讼价值理念,即有效控制警察行为的合法性,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侦检一体化模式的确立,成为刑事诉讼结构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巩固国家宪政基础和法治秩序具有历史性意义,不仅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顺利实现,也为检察制度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从非均衡制度变迁解析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不和谐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够和谐的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还较低是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首要原因,但我国渐进式改革推进过程中非均衡的制度变迁是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深层原因。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非均衡,经济体制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的非均衡,经济体制变迁与文化体制变迁的非均衡,制度变迁的地区非均衡、城乡非均衡、产业非均衡、阶层非均衡等是导致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主要原因。非均衡市场化体制改革滋生、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不够和谐,产生了诸多利益矛盾与冲突,导致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所以,我们必须以反思促改革,破除不利于社会关系和谐的障碍,以保证改革成果为全民共享,从而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     

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

撤回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撤回公诉的时间以及案件选择体现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撤回公诉程序中也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权益的冲突。法院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具有形式核准权。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定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并适当限定撤回公诉的案件范围。撤回公诉程序中应该赋予被害方对实体性撤诉案件的申诉权,被告人有权申诉并应立即被解除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警关系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一直认为这种关系模式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是,从这种模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并不象制度的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理想,尚有许多不足和缺陷。对此,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检警结合模式建构检警一体化的格局,也有学者反对检警一体化。就目前而言,完善并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司法控制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及实现路径

在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立足审前主导角色定位,从注重规范起诉裁量权,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发挥刑事诉讼程序的分流、过滤作用,集中行使强制措施适用审查决定权四个维度来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论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许多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予以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严重侵害民事公益的问题,并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所以,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十分必要。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应由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其起诉范围主要为几类特定的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论检察权的宪法定位

作为被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权的性质和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根本性,因此,应从宪政体制中寻求检察权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