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构建我国新型的检警关系模式

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建立在分工负责基础上的配合、制约关系,这种检警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体现了"参与"和"控制"的统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模式已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以致不能真正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等;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致使对侦查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纠正;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公诉的要求,案件的退查率上升,不诉率居高不下,诉讼效率低等等。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不违背现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检警监督协作机制———侦捕诉协作机制,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     

监察体制改革下行政公益诉讼的再审视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给监察机关，这使得改革前依靠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检察机关行进困难。实质上，监检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改革初衷与机制虽为异体，但均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理论上“协同治理”为监检衔接搭建了“桥梁”，实践中，监检衔接制度的优化为实现公益的“双赢”提供了有利途径。因此，亟需从理论逻辑和制度设计层面入手，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利用二元视角，推动行政公益诉讼纵深发展。     

国外刑事检察权限之比较研究

国外检察机关虽然大多属于一种行政机关,但各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权限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有侦查权、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及限制、是否有刑罚执行权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诉讼价值观念、权力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诉讼传统、刑罚目的不同的因素。因此,我们改革过程中借鉴国外检察制度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论刑事诉讼目的下的警检关系

刑事诉讼法以诉讼规则来划分诉讼程序中整体与个体间的权利义务界限,使双方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得到满足与保护,从而在个体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国家追诉的目的也能同步完成。应围绕刑事诉讼目的,对警检关系进行正确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实现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     

完善检察信访实践中法律监督权的配置

在信访实践中,检察机关常常遇到涉及行政机关非法行使行政权和公安机关非法行使侦查权的信访事项.但由于现行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定位局限性,导致检察权无法对行政权和侦查权进行有效地监督.因此出现了信访人反复上访、超级上访、缠诉上访和进京上访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文章从构建"和诣社会"的角度深入分析检察权制约行政权和侦查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在立法上要赋予检察机关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同时提出在实践中进一步建立健全制约行政权和侦查权的有效工作机制.     

检侦关系改进论——以公安机关考核机制对退回补充侦查的影响为视角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流水线＂上的两个重要环节,其相互关系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保障诉讼效率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退回补充侦查为例,通过对于某省三市三年来相关数据分析,对检侦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并提出改进建议。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及实现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是程序原告和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适用反诉、调解,不承担败诉后的诉讼费用。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举证责任、审前准备、一审、上诉、执行、再审之诉与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则,应当明确规定和科学设置。     

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论刑事和解中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应引入量刑建议权,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完善非刑罚处罚措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决定了其不宜行使建议撤案权。     

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

撤回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撤回公诉的时间以及案件选择体现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撤回公诉程序中也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权益的冲突。法院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具有形式核准权。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定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并适当限定撤回公诉的案件范围。撤回公诉程序中应该赋予被害方对实体性撤诉案件的申诉权,被告人有权申诉并应立即被解除强制措施。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论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职能机构,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行使其监督权,对完善和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严重影响了检查机关法律监督的效果。完善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宪法文本中检察院双重定位的规范分析

“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宪法概念,内涵的界定应符合宪法文本的内在规范逻辑。以宪法文本中对“机关”的规范分析为出发点,通过融贯性解释,得出“检察机关”是从事检察业务和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只是作为检察院区别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种区别技术或符号代码,而“法律监督机关”则是对检察院组织性质的宪法定位。     

检察机关职权调整的宪法审视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由其宪法地位和功能定位构成,《宪法》第3条第3款和第136条是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主要依据,第134条是其功能定位依据。法律监督并非检察机关的专属职权,而是其应尽的义务。“法律监督机关”在整体上指专事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秩序稳定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是目前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调整职权应受宪法规范,立法是检察机关职权调整的必由之路,在保留检察机关、固守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不违反宪法基本原则、不侵犯其他国家机关固有职权的前提下,一切国家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均可成为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     

试论行政公诉制度

从国内和国际方面来看,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其必要性。行政公诉人应由检察机关担任。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设计我国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关于行政公诉制度,还应有相关具体措施。     

论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基本思路

民事公诉制度是许多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予以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诸多严重侵害民事公益的问题,并且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所以,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十分必要。我国的民事公诉制度应由检察机关以公诉人身份提起,其起诉范围主要为几类特定的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社会主义法制视角下的检察权设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理论,我国检察权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社会主义法制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但综观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权的规定则主要集中在司法和个别执法环节,对于立法、守法和大部分的执法环节则缺乏监督权。检察机关的现有实际权力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之间的差距悬殊,使得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显得＂名不符实＂。我国的检察权应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上述四个环节均进行有效监督,进而实现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