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陈垣《日知录校注》读评

顾炎武《日知录》的研究整理有三个大的方向,一为以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为代表的校勘、集释工作,一为以原抄本《日知录》的整理、出版为代表的寻求原貌的工作,第三即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料学、史源学的研究。文章为新出陈垣《日知录校注》的读后记和书评,对其校注及遗稿整理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

近几年来,各地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补校《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的文稿,足见学术界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也是对于修订重版《变文集》的呼吁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笔者在完成拙稿《“亡空便额”校释质疑》(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第5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以下简称《零札》)和《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零拾》)之后,又有机会重新研读《变文集》和诸家校订著作,复得有关校勘的笔记若干则,爰作《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以供《变文集》修订的参考,并继续向海内外专家们求教。     

校勘学法则与杜诗填补

当编辑、治学问,总要碰上校勘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搞好校勘呢?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这四种方法,究竟以对校为最可靠,本校、他校次之,理校又次之。理校和对校相比,要自逊不如的很了。宋曾季貍《艇斋诗话》上说,杜诗“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今草堂石本作“鹅贵羲之墨”。“贵”比“费”虽无义理。然草堂入石本,不应有误也。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陈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     

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也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其对《说文》的校勘集中体现在《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中,两书的校勘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有哲学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梳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说文解字注》哲学辩证思维在校勘学中运用之得与失,以便全面准确评价段氏在《说文》学研究上的价值。     

陈垣的校勘方法

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于1931年问世,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漫长的岁月恰好证明,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这部著作并不丰厚,然而它不仅具有专一的研究对象,可以遵循的通例规则,而且具有系统的操作方法,因而无疑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概论性质的校勘学,在论述校勘的方法时,必须分析与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校勘方法的确立过程;二、校勘方法的相互关系;     

“正月”读音“征月”之为秦讳说质疑

“正月”读音“征月”是否即是避秦皇政之名讳,早就存在争议,陈垣先生是近代持否定论者。曹松林先生对之提出不同意见而坚持避秦讳说(见所著《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我觉得其中有几点还须进一步澄清,敢为提出并向曹先生请教。     

因其例 得其正——论陈垣《史讳举例》的学术地位

陈垣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论著,璀灿夺目,有口皆碑;而避讳学虽是旁枝逸茎,也是他属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著《史讳举例》,对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避讳现象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指出不同朝代的避讳特征。阐明避讳学对考史、校勘乃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国学研究中一个突出贡献。     

讳源略说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臣下、晚辈,对于君主、尊长的名字,口不能说,文不能书,这叫做避讳。避讳之俗,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清人陆费墀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和现代人陈垣的《史讳举例》,是两部关于避讳学的专著。陆费墀虽未明确指出避讳始于何时,而他在其书中关于帝王庙谥年讳的记叙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要是以此推论,避讳之俗便是源于汉了。陈垣对避讳源于何时这个问题,也没有正面论述,但他在其书的序言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其俗起于周。……”;而他在其书的第八卷《历朝讳例》中,论述避讳的历史时,又是从秦王朝开始的。     

读《明季滇黔佛教考》——纪念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宗教史专著之一 ,也是中国史学中完善的宗教史开创性著作之一。以语录入史 ,充分挖掘新史料 ,明辨真伪 ,详于考证 ,是该书的鲜明特点。同时该书也是一部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史学作品。完璧微瑕 ,《明季滇黔佛教考》也存在个别失误。但小小的失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垣先生崇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这同其丰硕的成果、严谨的治史方法一样也应为史学工作者所汲取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     

元代山西回回诗人萨都拉

萨都拉是元代著名的诗人。他是山西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人。有《雁门集》传世。共收其诗作六百首。关于他的族別问题,有人说他是蒙古人,有人说他是回纥人(即今维吾尔族人),也有人说他是汉族“冒为回回人”。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确认是回回人,这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大徐本切音勘误

中华书局印行的大徐本《说文解字》是目前流行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版本(至一九八五年,该书发行量已近四十万册,在纯学术著作中,这种发行量是罕见的)。由于许慎时代采用的是“读若”、“直音”之类的注音方法,因而不能正确地反映《说文》各字的正确读音,所以,宋代徐铉在校勘整理《说文解字》时,依据当时的韵书,给《说文》的每个字加注了反切,这样就使人们在阅读《说文》时,能够根据反切比较准确地切出各字的读音。但由于校勘等方面的原因,大徐本仍存在着一些错误;又由于现在印     

清代《文选》校勘述略

清代《文选》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选》校勘方法多样,或重视保存古本原貌、坚持版本对校,或综合各种校勘成果、旁证众多文献,或精于小学、深于考证。特别是清代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文选》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羼乱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李善注义例、详辨《文选》删削合并的痕迹,以恢复李善注原貌,在《文选》校勘史上尤为可贵。清代《文选》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学者所见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选》文献流传的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其校勘或局限于个别字句,拘泥于细枝末叶。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三)

<正> 《读四书大全说》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有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其先金陵本《船山遗书》及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曾收入。1983年又得衡阳王鹏发现之旧抄本一,为本书之第七卷,包括《论语·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所据以校勘者,惟此四种版本。     

校勘略说

一校雠与校勘校雠一词,最早见于刘向《别录》。唐卷子本《玉篇》言部引《别录》,也有“雠校中经”之文。应劭《风俗通义》解释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

本文涉及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汉书》(以下简称中华本)的“帝纪”和前五“志”部份,认为其中校勘可议之处有九。一、卷四·文帝纪“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第132页) 《校勘记》:“李慈铭说《史记》无‘临’字,此误衍。”(第136页) 按:1.此句,《汉书》各本及《通鉴》皆作“哭临”。中华本据为底本的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以下简称王本)引李慈铭说后,又出先谦曰:“荀《纪》亦无‘临’字。”王氏并未下断语。仅据《史记》,或再据《汉纪》而删《汉书》,都无版本依据。 2.“哭临”、“临哭”,在古代与丧事有关的活动和丧制礼仪的记载中,时或省作“临”,     

《明史》校勘四条

一、卷132《蓝玉传附陈垣传》(页3869,中华书局点校本):"洪武二十年同靖宁侯叶升征东川."按:"二十年"当作"二十一年".据卷131《叶升传》载:洪武二十年,陈垣同叶升"总制诸军于云南定边、姚安,立营屯田,经理毕节卫.明年,东川、龙海(笔者按:"龙海"应作越州,见拙作《〈明史〉校记三条,载《学术研究》八一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