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

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中一个总的趋势是从国有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田赋”征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田赋征收中的私饱以及田赋的预征和蠲免等问题。     

现代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需要”

公共利益需要是当代土地征收制度中限定征收范围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法治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此项原则,并通过此项原则较好地平衡了土地财产权和土地征收权。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确立了公共利益需要原则,在制度层面却又确立了建设用地国家垄断制度,法律冲突直接导致广大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严重受损。今后改革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被征收土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并强化征地纠纷的司法审查,以便为在我国真正确立此项原则奠定财产权基础并提供司法保障。     

国家土地紧缩政策背景下征地制度的再思考

2003年以来国家采取土地紧缩政策在于调控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缓解城市政府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城市政府的“土地经营”成为土地征收制度发生“异化”的制度性根源;近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及物业税征收将对征地制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土地征收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现有的有缺陷的土地征收制度下,政府基于成本与效益角度考虑很可能会滥用土地征收制度,即为了非公共利益需要也适用征收,这并不是一种有效利用土地的方式。相比而言,允许土地自主入市流转更为经济。但是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使用土地还是应该适用征收制度,而且从被征地者成本与效益及土地的保护和高效使用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被征地者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土地承担着多重功能,它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保障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具有明显计划经济特征的土地征收制度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也日益凸显出来,如在：征收目的界定,征收程序,征收补偿、救济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足,建立一个以“权利本位”为核心,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土地征收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针对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期完善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经过60年的演变和发展,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在规范层面和人道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仍显幼稚,并在现实中遭遇诸多困境,比如公共利益界限模糊、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渠道不充分等。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征收法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公平补偿条款等,并针对目前矛盾最为集中的农村土地征收出台专门法律。     

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博弈分析

城市郊区化过程也就是大量土地被征用的过程，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如下缺陷：土地制度在立法上有明显的矛盾和缺陷；土地征收程序中对被征收者的保护不足；缺少对征用征收主体—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土地征用“科层困境”以及政府实施的土地市场垄断政策导致了土地征用非均衡。笔者认为通过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参与度，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适当分割土地所有权给农民个人，加大征地的赔偿范围和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可以使我国的土地征用征收制度走向科学化、完善化。     

台湾土地征收制度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中国大陆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我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征收比大陆要早,而且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借鉴台湾的土地征收制度,大陆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土地征收应向申请用地单位、被征收土地相关人和社会公开;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全面、合理地计算补偿项目和补偿费用;加强土地征收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并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我国确立了土地征收制度。但实践中,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越来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土地征收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及农民集体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使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既能确保适度管制,又能促进农地流转的农地制度体系,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系统论视角下土地征收法律性质之辨析及法效应——立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思考

正确地厘清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关系是对土地征收法律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的逻辑前提。遵循解释论的研究范式,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关系是由土地征收决定法律关系、土地征收许可法律关系以及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复合系统。土地征收决定法律关系和土地征收许可法律关系属于公法性法律关系范畴;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属于私法性法律关系范畴。对我国土地征收法律性质的科学界定,应从制度的内部视角切入,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来作不同的界定。笼统地将土地征收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单一的公法行为或者单一的私法行为都是错误的。土地征收法律性质的区分具有制度改进和理论提升两大法效应。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逻辑起点、功能取向与法权构造

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连续性修法，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承包地“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改革成果均已入法，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却甚少被立法或修法提及，在不同类型土地之间发展失衡。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之初即具有中国特色，既包含双重“公”的本质，又体现“共”的属性，具备农民生存发展福利的保障功能、农村公序良俗的维护功能、集体土地合理利用的增进功能。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法权构造对推动物权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是有必要的，系统化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清晰的客体范围、完备的权利内容以及规范的使用期限，方能有效发挥出应有功能。     

土地利用规划公众参与缺失的成因分析

缺乏公众参与是目前土地利用规划难以切合使用者的实际情况,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主要原因。公众参与缺失的成因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定状况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制度供给不足和规划师的角色错位。要促进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必须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努力营造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政治文化、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选择合适的公众参与方式。     

"公地悲剧"与高校校办产业

运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理论,分析了高校校办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难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难等现象的根源,指出了校办产业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产业管理体制、加强资产委托管理及完善学校产业投入撤出机制等校办产业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发达国家征地制度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征地制度历经较长时期的改革发展,具有一些值得我国借鉴的做法。该文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从界定公益范围、利用市场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三方面着手,提出了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征地制度改革思路。     

公共利益在中国土地征收中的定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征收集体的土地越来越多,土地征收的依据是公共利益,因此,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日益增多。根据中国现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土地状况,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应对公共利益作宽泛性解释,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土地的功能。     

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完善

土地征用是国家的强制性行为 ,土地征用补偿是协调土地征用中私益与公益冲突的基本制度 ,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我国的土地补偿存在数额偏低、补偿范围偏窄、受益主体不够明确等问题。对此 ,应通过加大补偿力度、丰富补偿内容和明确受益主体等措施加以解决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国外征地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征地制度曾历经较长时期的改革,积累了一些对我国有较大借鉴价值的做法。本文结合我国征地制度实施的具体实践,从界定公益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三方面着手,提出了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适应的征地制度改革措施。     

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是导致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取得巨大收益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政府在取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适当地对农民进行补偿,使得农民各种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文章认为,现行的官员考核提拔制度的失效是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的重要原因。针对这样的情况,提出规范“公共利益”的范畴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的构想。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