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间“清流”三群体与在朝清议

“清流”是指对朝政实行舆论监督的政治群体，这种舆论又叫清议。晚清时期，人们对于清议大体上有两种认识。比如：（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上》中谈到，“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①，“给谏”也就是给事中，“侍御”即御史...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东汉儒学名士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

本文首先叙述了东汉时期世俗的厚葬之风及其流弊 ,进而指出儒学名士在此背景下的文化态度。从显层意义上看 ,名士们坚持薄葬是由于传统理论的力量和害怕盗墓 ,而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则是清流阶层对浊流阶层的反动 ,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与他们在吊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儒学复兴初探

分析指出,儒学复兴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书斋儒学、平民儒学和政治儒学三类.认为儒学的复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具体策略上还是应该以哲学儒学和生活儒学两种形式为主.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复兴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生根发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当下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内容,找到自身的适切定位.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清谈的别名

清谈是六朝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主要流行于文士名流之间。除本名外,还有许多别名,如谈玄、谈虚、清言、麈谈、共论等。谈玄的“玄”,相对于“象”即具体而言,谈玄就是指所谈为抽象的远离具体的东西;“虚”相对于“实”即“实务”而言,谈虚即指所谈为非功利性的内容;“清”则是相对于“浊”而言,有高尚之意。东汉后期,士分“清”“浊”二流,清流所议,称为“清议”。与清谈一样,清言的取义亦得之于所谈为高尚之事;“麈”即麈尾,为一种助谈工具,因士人常持此侃侃而谈,故清谈又曰麈谈;共论则是相对于两人之间的对谈而言,指众人共论的清谈形…     

《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

"清议"是我国封建时代在官员士大夫和上层民众中形成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坚守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要求的舆论活动,对君主和国家治官而言是值得重视和依靠的力量,而明朝的"清议"在治官中所发挥的作用既明显又特别持久.本文通过对明实录人物资料集的集中整理分析,在学术界首次根据其取向全面介绍和简要评价了明朝"清议"的13种主要类型及其对于治官所发生的影响,生动地揭示了明朝能维持一个世纪官场的相对清明的重要背景.     

金末儒学性质再辨析

金代儒学发展至金末,曾出现过一股旨在重建思想秩序和重估儒学价值的思潮。关于金末儒学该如何定位,学界存在诸多争议。在金末儒学那里,确有汉唐儒学的底色,有苏学与程学的遗存,也有与南宋理学的碰撞,但其主体性质乃在于经由文辞追求而"治道"这一宏观设计。总体而言,金末儒学与程朱理学显然异趣,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     

关于东晋南朝清议的几个问题——与周一良先生商榷

关于清议的历史沿革、内容及其作用,周一良先生在《西晋南朝的清议》(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一文中,广征博引,论述精辟,读后深受启迪。然文章在论及东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时,似乎过高地估计了御史中丞和政府官员     

西北汉简所见“为家私市”考

西北地区出土简牍中有关于“为家私市”的记载,多集中在肩水金关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关传”中。“为家私市”的路线与汉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风民俗紧密相关,这种贸易行为反映了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不同自然经济区域的往来。“为家私市”作为一种中小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为研究汉代民间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形式

南阳汉画像石是我国现存汉代画像石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成就之一。它完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绘画表现、艺术审美的追求,是研究汉代艺术文化的重要资料。南阳汉画像石在散点透视、以线造型和意象造型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论辛弃疾的困境和汉文化传统的危机

辛弃疾欲战不能、欲退不甘的困境,表明汉文化传统中的两个主要理念--"尊王攘夷"观和"内圣外王"观在赵宋一朝高度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已经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历史教训昭示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传统本身无力开创中国现代化的新风致,只有建设基于"人权"向度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文明政治,汉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得以传承与复兴.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两汉园林史研究综述

从两汉园林的基本概况、特点、造园技术、社会功能、造园思想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总结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关于两汉时期园林史的研究成果,对主要论文和专著予以摘要性的介绍。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从陵寝制度看汉文化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学术界有多次探讨。从陵寝制度着手分析汉文化的形成,其中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最大,此外通过对二者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西汉的陵寝制度是对秦始皇陵的继承和发展,并吸收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汉代选举制度论议

察举制度是汉代选官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汉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察举制度的实施方式、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察举制度所体现的选官制度也就必然有所不同,作为选官制度的补充和次要方式还有诸如征辟、任子、赀选、自荐、以材力或者以方伎入仕等等形式。汉代选官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给后世以重要的影响和启迪。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