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回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一元认同

任何民族,都是以共同族源作为其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其共同族源的确立,不是天生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作用下的产物.共同族源的确立,是这个民族形成的根本前提.关于回族族源的认识,人们往往停留在个别历史现象上,而很少从回族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本文在回族族源多元认识的基础上,探讨回族族源间一元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而确立对回族族源的一元认识.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现代道德与法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它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型家族。而产生于夏、形成于西周的宗族制度又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宗族法。但宗族法观念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掉,它在当代又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宗族养老的嵌入性建构

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明代陈江丁氏回族的宗族组织与汉化过程

晋江县陈江丁氏族人,是泉州回族的重要支派之一。明清时代。陈江丁氏人文兴盛,为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使之成为泉州回族史研究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例证。本文主要依据明代陈江丁氏族谱中的有关资料,考察丁氏早期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并探讨宗族组织对丁氏汉化过程的影响。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新疆回族伊斯兰教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在宗教人类学看来,新疆回族伊斯兰教是一个＂熟悉＂（fam iliar）与＂陌生＂（strange）交互发现的绝佳个案。回族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形成具有＂移民＂、＂移教＂的特点。在新疆本土化过程中,回族穆斯林社区生成与内地回族和新疆其他穆斯林民族同而有异的文化特质。     

大厂回族来源考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京三角交通要地,是距离北京较近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回族在此聚居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因素,回族形成之前的域外穆斯林及其他民族融入、回族形成后的军事移民、政治移民、经商回族流入、外国穆斯林后裔等是大厂回族先民的来源。     

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对回族语言演进史的简要回顾

自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之时起,就开始了最初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蒙元时代入华回回人是回族的主源。在13-14世纪的中国,波斯语是旧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际语(lingua fran-ca)之一和元代的主要外交语言,是回回人的共同语和新母语,是元代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元代回回人在人种相貌体质上与汉人有较大区别,但后裔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回回人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当代部分回族与西北的东乡族、保安族与撒拉族人民中还流行着一种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文字,即始创于明代中期以后的“小经”文字。创制“小经”文字的人可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回回百姓。     

乌鲁木齐回族亡人忌日仪式解析

回族亡人忌日仪式是回族宗教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突出体现回族的地方性传统文化。亡人忌日仪式在回族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民国时期回族报刊关于回族婚俗问题的讨论

在民国时期新兴的回族报刊中,回族婚姻问题是当时回族知识阶层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回族知识分子就回族社会中存在的早婚、奢侈婚姻和不遵从伊斯兰教义的诸多婚姻陋俗展开批判,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即适龄结婚、简朴婚礼和向伊斯兰教义回归。这些讨论和重建措施实质上折射了民国时期回族婚姻中“变”与“不变”的特征：产生一定变化的是婚姻仪式与观念,不变的是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以及相关联的民族认同感,以维护族群边界。     

成达师范学校南迁桂林活动述略

成达师范学校南迁桂林之后,调查回民户口、编译回民小学课本;积极宣传抗日、投身救亡运动;创办成达附属小学,实施新式回民教育,促进回民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关注战时民众教育,实施“岩洞教育”。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推动了民国时期桂林回族社会的发展。     

汉语“爸爸”词源考

汉语“爸爸”一词广泛应用,对其词源考证有一定意义.从历史文献入手,可显示其来龙去脉.结果证明“爸爸”这个迭声词进入汉语系统,来自阿拉伯语“巴巴”,一个对男性长者的尊称词.结论是,回回先民进入中国,与汉族社会交流,将该词传入;至今,其意思的表达,仍有历史的痕迹.     

Jamaat：都市中的亚社会与族群文化——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调查为个案

Jamaat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社区,是回族穆斯林族群的社会存在形式。在历史上,它不仅是伊斯兰文化移植中国的标志,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范式(Matrix),又是回族形成的母体。在多元异质文化的都社会,jamaat作为一种亚社会与族群文化,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标识,硬化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增进族群认同,维持自身在城市社会中的存在。     

穆斯林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之道——以临潭回族商人的商业行为为例

临潭回族商人是中国回商的一个缩影，它的精神追求和商业道德就是穆斯林的经营之道。临潭回族商人为甘南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得益于伊斯兰教重视商业、提倡积极入世的价值理念。     

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研究

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在甘宁青形成南北、东西两条带状分布带,即“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两条“穆斯林民族走廊”中的穆斯林各民族,在中国西北民族居住地理分布格局和经济地理格局中,均处于中间或交界地带,在各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发挥某种特殊的桥梁纽带作用。两条“穆斯林民族走廊”中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由于相对集中聚居的缘故,其文化保持较为完整,民族性、宗教性表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