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试探明清时期西北蒙古裔土司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家族婚姻--以永登鲁土司为中心

西北土司制度起于元,完备于明清。分布于河湟流域的蒙古弘吉剌部宁濮郡王--岐王系家族入明后分化为众多的土司,延续着其部落式的统治。土司制度在维护中央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同时,也维系了蒙元后裔的政治文化联系,使“土鞑”这一政治、文化群体长期存在,最终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永登鲁土司家族的联姻既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网络建构的情况,也是“土鞑”这一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真实写照。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     

解放前川边藏区诉讼简述

解放前，川边藏族地区的地方政权，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里演变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由土司头人、上层喇嘛、国民党政府的联合专政的局面。对诉讼方面的调处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采用各自形成调处形式进行调处。国民党政府衙门的审理，土司头人的调解，寺院上层喇出面斡旋等，其形式各不相同。本篇根据当时案例的审理情况，如实介绍，供参考。     

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授以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之职,开始了川边改土归流,在政治上,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这一时期,赵尔丰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之初是同情保路运动的。面临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成都血案”的发生,从而最终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

土司制度究竟终结于何时？其标志是什么？学界一直见仁见智,存在争议。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后,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史无前例地发生更替,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根本标志;民国政府对土司义务的彻底解除,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主要标志;各地土司原有各种特权的完全丧失,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重要标志。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以期学界对土司制度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卓尼卓逊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

一、卓逊土司产生的社会氛围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历代统治阶级对民族地区施以“以夷制夷”的专制工具。然而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对国家的统一及本民族自身的发展,曾有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在民族团结、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方面起到的作用则更大。明清之际,在今甘南卓尼、临潭一带是土司、僧纲的多产地带,史籍可考者有数十之多,仅在藏族中历代承袭逾五六百年者有“三土司、五僧纲”。自明而清,以至承袭到民国     

苏维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

［摘要］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继续苏维埃革命的阶级政策。红四方面军阶级政策的实施使川西北各民族左右分化，原来同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矛盾与斗争的藏羌民族土司土官急剧右转，他们“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与土司头人不同，红四方面军的阶级政策使藏羌回原本误解甚至仇视汉人红军的民众迅速左转，他们积极地配合红军、支持红军。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得到有关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在未根本放弃阶级政策的前提下对苏维埃的阶级政策有所调整，故在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现象。     

刀安仁——近代土司的杰出代表

中国土司制度,源远流长,长期存在有其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建制的合理选择.刀安仁作为同盟会傣族会员,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土司制度的叛逆者,同明也是土司头人的杰出代表.但是,刀安仁在民国初年被捕,不久死亡,其冤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清代湟水流域土司土地占有及赋税

清代既是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阶段。雍正以后,清廷在湟水流域陆续设置了府县,此后,诸家土司所占有的部分土地被清查入册,承纳＂番粮＂,土司也成为政府赋税承纳的对象,诸家土司经济实力逐渐衰微。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     

王朝国家的模仿与隐喻——人类学视阈下的土司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是一种极具张力性的关系范畴。在土司宗族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实践中,土司社会通过隐喻的途径模仿王朝礼仪及其行政体系,借助王权进入、学习儒家思想、模仿王朝礼仪等方式,不断被整合到王朝国家内。模仿与隐喻构成了地方土司社会与中央王朝国家沟通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土司社会认可,而土司政权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沟通也由此变得更为畅通。土司政权与王朝国家的这种互动深刻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发展,使之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对边疆地区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以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族赵土司族系考

土族赵土司赵朵儿只的远祖为按竺迩，白达勒达人。元初从征西域，后征积石，定关陇。他的后代多有功名。洪武初，赵朵儿只归降明朝，被安置于乐都，即为土族之赵土司。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及其影响

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和云南民族社会发生划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朝中后期,中央政府统治不力,边地土司纷争不断,缅甸洞吾王朝趁机北扩,侵占了明初设置的老挝、八百、木邦、孟密、蛮莫、孟艮、古剌、底马撒等土司地区。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今天中缅边疆的基本雏形。同时,长期的战乱,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包括百夷、峨昌、蒲人等在内的部分边疆民族成为缅甸控制下的居民,逐渐演化成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万承诉状辑录》的发掘及其文献价值

清代万承土州的《万承诉状辑录》手抄汇编本,是研究土司制度和壮族社会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的地方民间史料,尚在整理之中。就目前保留下来的有关土司社会的地方史料来看,这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本诉状汇编。这部《万承诉状辑录》手抄本,幸运地得以再次公布于世,彰显了它作为民间文书的可贵,而其辑录的鲜活的地方史料,无疑具有引人瞩目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