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     

《中庸》、《大学》的经济思想暨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耦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排斥或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契合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邃思想,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因此,进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应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去吸取理论智慧,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精要,以再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这既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     

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

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王中江不言而喻，解释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成为本世纪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解释意识只是到了现代才出现。事实上，无论在西方人文传统中，还是在中国人文传统中，都有着解释意识的历史。本文的目的，是...     

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三种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典现实主义、防御型现实主义与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献提供了解释国家行为的两个外交政策理论--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型现实主义.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扩张是因为它能够扩张;而防御型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扩张是因为它不得不扩张.而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在保留了经典现实主义核心内核的同时,认为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制定的.三种理论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将有很大的启示.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的异化问题而引发的保守传统道德的回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还要面临一个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问题,"中体西用"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核心理念.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依托的市民社会、人文主义价值等前期思想资源,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失的,这使得创新传统成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必需.     

和平崛起战略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选择

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安全困境",是目前中国如何统协崛起与和平发展两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困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崛起引发的原因及起可能性与影响提出了经典的解释。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国,如何理解、应对源于西方文化并被西方世界全球化了的现代性问题已成为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中国的崛起与世界转型相约而行,这种历史的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艺术与人类解放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启示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展并不是只有“正统”的一种 ,而存在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来说较薄弱的领域 ,特别是在艺术和文化问题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及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新感性理论作为人类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理解、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等三个方面 ,论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文象思维为视角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语境下当代诠释的系统功能之构建与反思这一逻辑体系之上。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首先需要确认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并在本体论层面确认中华文明特有的自然理性传统,最后在自然理性与逻辑理性的比较中确认中国文化的时代内涵,这是基于中国文象思维理论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系统功能将扩展到现当代文化、党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     

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当代视域及其理论探构

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在当代面临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本身受到了道德责难,现代性道德遭遇伦理与实践的二律悖反;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面临着"既走进现代、又走出现代"的尴尬处境;三是普世主义的出场,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必须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凸显世界意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实现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最后决疑:一是探讨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逻辑,究竟可能、应该以及怎样就能够完成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二是注重中国伦理传统转型的历史意识,在历史梳理与现实悖反过程中,追问"现代"与"传统"的"优秀"所在,找到转型的契入口;三是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全球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滥觞以及后现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张扬中,我们面临的决不单单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且还要自觉担负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意识与人类意识,唯此才是真正的现代转型.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在一种特设的条件下,将分别源自希腊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文化传统且具有内在张力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两个方面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在后来的基于现实社会主义经验的阐释中并没有被坚持,且在今天看来不再能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不再有意义。如若人们不再试图进行这种统一,而将其所包含的具有内在张力的两个方面分别开来,构成两种阐释系统,则在现代社会中这两个方面仍能够从不同方向上为人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范导作用。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这种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这应当是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最基本的特征。其理论资源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思潮的文化批判理论。前者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性和思想根源,后者则暴露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各种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的“家族相似性”。     

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与创新

相对于西方价值观以冲突和竞争为特色,重和谐则是东亚价值观的基本特质。面对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和现实困境,东亚价值观这一基本特质,对于全球普遍价值的追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尊重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又能弘扬东亚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价值观发展与创新的关键。     

轨制的形成:孔子的经典解释进路

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的创始人,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和东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是因为他在仁学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孔子这一重要贡献的认识,需要深入到孔子的经典解释中具体分析。孔子是在六经的琢磨中,凸显个体心性修养(仁)与社会政治秩序(礼)的相关性理念的。正是在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结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两个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孔子才立定了儒家以解释经典、建构伦理政治思想的基本轨制,从而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并给予后起儒家以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面对元典与面向道德政治生活,是孔子足以范导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厚理由所在。     

反思"新批判主义"

新批判主义是邓晓芒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而提出的一种思想主张,其宗旨被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论文从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与鲁迅的解读、对中国现实问题从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及其探寻与建立独立个体人格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

法律文化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存在的传统与现代、观念与制度、本土与西方的冲突,是多种矛盾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冲突,需要我们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交锋下的家庭文化——当代中国家庭文化二重性探析

当代中国存在着新儒家、民族主义、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浸染其中的传统家庭文化无论在组织理念、结构形式还是在特性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当代中国的家庭文化处于“义利”难以协调,稳定与自由不断纠结的诘难中,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能够勾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文化思潮的涌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由于其自身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