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在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过程中,中国现代雅俗文学或是更接近西方的现代观念、或是显现出对于传统道德人格的亲近,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形成了一种共生互动、互补对话的关系。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通俗文学的大力鞭挞,显示了他们对于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和反封建的思想;通俗文学作家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调,则质疑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普世化的合理性,从而凸显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坚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文章以《猫城记》和《八十一梦》为例,透视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异而同,同而异——从王岱舆对儒学的理解看其文化认同

运用"同"、"异"去理解王岱舆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发现"异而同,同而异"是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一种特征。伊斯兰与儒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王岱舆,对于儒学有批判的地方,此批判的出现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异,但是,他对儒学的批判中也有对其部分内容的认同,可谓异中有同;王岱舆对儒学的一些重要观念、理念,特别是伦理观及认识论上的观念及理念也颇为认同,此认同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同,然而,他在对儒学的认同也是包含批判的因素在内的认同,可谓同中有异;王岱舆对儒学又有借用的地方,这种借用又表现了其思想与儒学之异处,但是这种异也是包括了认同在内的。借用之异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王岱舆思想的创造性,以及王岱舆的文化认同立场。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清华国学院的浮沉及其在当代学术界的价值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 ,中国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认同诉求下 ,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主流反而逐渐远离了对传统的文化认同 ,成为西方话语的译者和诠释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如何反思文化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角色并予以重新合理的定位 ,应是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能否免于被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而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主题。清华早期国学院创办的历史以及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本土化学术实践、以及大学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雏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章指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解读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

在孙中山先生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大体可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展示:一是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定位;二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首肯;三是对于中华传统道义价值的体认。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不仅仅出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热爱的情感,更是回应民族生存危机的策略表达。他将传统的"宗族"组织架构、"忠"之准则、"王道"观念等等,通过切合时局的新内涵的灌注,转换成有助于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因素。孙中山思考问题时的"西方"与"中国"双重知识谱系的作用,使之有能力去完成将现代化理念楔入中华传统符码的转换。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超越传统的现实目标。因此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基本面相。批判是手段 ,现代民族国家是目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层起源使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帝国主义掉以轻心。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功能在填补价值真空和民族认同。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坚持自我批判以防止变成种族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思索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第二,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思想在中国的效应就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基本上没有找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论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维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作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先进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掀起批判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新知识分子首先总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政治黑暗腐败,主张引进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变法维新,但因受传统制约,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模式。其次,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倡导人性解放。再次,初步认识到国民素质低下导致社会政治落舌,提出改造国民素质的重大课题,将维新运动推向深入。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近代化,与此问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人格心态、参政模式、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初步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影响,对西学普遍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又过于崇尚理想主义,因而变法既不彻底且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群体也未能实现彻底转型。     

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学校的教育视野中,文化认同的取向不但是学生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接受,而且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受和吸纳,将文化认同特指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时,是指中国少数民族操双语者对母语文化和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个性及共同性的双向理解及接受,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对于民族学校构建与"多元一体化教育"模式与教育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艰难性──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审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自启动之初，便面临着种种困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怀有沉重的近代史情结——以中国近代“历史失败”为背景的文化自审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积极向西方（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审视和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行为本身就积极地影响历史，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西方文化面前能够获得文化上的自信，使我们在对中国文化上的心情比一百年前轻松得多。但是，“文化危机”的压迫感还是无法解脱，仍需我们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进行审视。一、甲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中国文化人…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