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的时候,曾提到悲剧具有“卡塔西斯”(catharsis)作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根据罗念生先生的归纳,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净化说,第二类主张宣泄说。主张净化说的以布乞尔为代表。他在《诗学》英译本中,将“卡塔西斯”一词译为Purgation(净化),从而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他也将“卡塔西斯”译为“净化”。但朱先生的净化说,也包含有宣泄的意思,可以     

中西美育"净化"说之比较认知分析

由于中西的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 ,中西美育思想家在论述“净化”的具体含义、途径及方式时 ,也便有所不同。比较中西美育“净化”说的异同 ,科学认知中西美育“净化”说的特征 ,对于深入把握美育“净化”功能的内涵 ,充分发挥美育“净化”的作用 ,积极促进人们构建正确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具有重要的美学理论创新价值和审美实践指导意义。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作用之比较

本文将孔子的诗论“兴观群怨”说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加以比较 ,试探讨其异同。相同 :两者都重文艺的社会功用 ,前者追求一种“中和之美” ,后者使人们心理达到一种“中庸、适度的情感” ,从而受到审美陶冶。不同 :前者主要以重意境的诗歌类作品为对象 ,教育作用重在启发、诱导 ,后者主要以悲剧等重情节的叙事类作品为对象 ,教育作用更直接、更强烈 ;“兴观群怨”说倾向于道德说教 ,成为“文艺是工具”的理论源头 ,而以伦理学、心理学为基础的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更多地肯定文艺的审美价值     

论卡塔西斯

“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自亚里斯多德在给悲剧下的定义中提出卡塔西斯这一命题,后人对此莫衷一是。大而括之,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偏重从心理意义上解释的宣泄说,或认为是在宣泄怜悯与恐惧中的痛苦的坏因素;或认为是以毒攻毒,造成情绪的缓和;或认为人们有要求满足他们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之情的欲望;或认为重复激发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减轻这两种情感的力量,从而导致心理的平静。另一类是偏重于从道德意义上解释的净化说,或认为卡塔西斯是把怜悯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通过分析我国15所民族高校的英文校名,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翻译“民族”一词。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了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因此,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民族高校校名时,可否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将“民族”一词音译为“Minzu”,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这一话题值得讨论。     

叶嘉莹"兴发感动"说的创新意义

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国际知名词学研究专家叶嘉莹提出了有名的“兴发感动”说,这个学说融合中西理论,其创新性和理论价值体现在创造性组合,重视诗论中的读者“在场”,对“能感之”、“能写之”的新解和运用,创立了新的批评标准四个方面。     

说"诸"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后面的“诸”通常被解释为“之于”的合音词,我们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诸”的使用以及语言学典籍对“诸”的解释的调查,结合现代语言学合音词、韵律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关系等语言理论,对动词后“诸”是“之于”的合音词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诸”的词汇意义很虚,作为虚词,它的主要语法功能是联结动词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使前后两部分密合成一个整体,使动词的动作有所归属;在现代汉语中,随着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动词后的“诸”演变成一个意义更虚的词,它和“之”的最大差别是文言色彩更浓一些,使句子在能够完整表意之外,在节律上更趋向完美和流畅。     

"积淀说"述评

“积淀说”在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何对“积淀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试着从“积淀说”的缘起,积淀的过程.“积淀说”的内涵,“积淀说”的辨证分析四个方面阐述,以期把握这一理论。     

"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

“华侨”、“华人”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用法。在对“华侨”、“华人”一词的缘起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对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的不解释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当今发生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话语变异。     

论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

文艺是诉诸人们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的目的不同,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给人们以娱乐、审美和教育的作用。文艺作品只要从文艺家的案头走上社会,为人们阅读、欣赏、评论,它总要以各种方式影响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审美倾向,并渗透到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古以来,一切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比较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精神目的。早在纪无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这里的“陶冶”原文是“卡塔西斯”(Katharsis),作宗教术语是“净化”的意思。就是说,悲剧要能陶冶人的情感,让人的心理获得健康的发展,使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以后,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认为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