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元年五月甲申日注文辩析

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过程中,遵循的一项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①他主取官书,同时又广搜博采,对与正史、实录不合的各家闻见异词,亦兼收並蓄,两存其说。所以书中不仅有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详实,细密的记载,而且还存在着以注文形式出现的浩博、丰富的史料。这些注文与正文紧密相关,不可或缺,从而构成了该书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为史家所注目。但流传至今,《长编》书中羼入了不少后人附益的内容,其附益部分,均以“注文”形式保留于现存的《长编》之中,因此,使用《长编》时,正确区分李焘原注与后人增益的注文,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的商榷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有顾吉辰同志《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认为夏国奠基者李继迁之死应在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年)十一月,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以下简称《长编》)把李继迁之死记为景德元年(一○○四年)正月是错误的。并作了如下论断:“池(李焘)的这一元年正月说,所造成的影响颇大。后来彭百川、无名氏、脱脱·毕沅、吴广成等,在转抄他的材料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一直延至今日的《辞海·李继迁》条目。……今天,尚有一些论文、专著,径用错误材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想,对此问题作一辨正是有必要的。”     

李继迁卒年辨正

李继迁,是西夏国建国的奠基者。然而,在对这位叱咤风云、名赫一时人物的所卒年月问题上,因史籍记载不一,互有凿枘,致使后人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关于李继迁的卒年月,据史籍记载,凡有九说: 一说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十月。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西夏     

注而未注的“洒金扇”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述李自成仓惶出兵迎战已经降清的吴三桂时,说:“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篇文章节选在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内,课本为上引“大轿门棍”、“洒金扇”、“贴内阁字”各各加了注释,其中两个注文都很明白,唯独“洒金扇”仍不能令人知道它究属如何。原注云:“[扇]指作仪仗用的长柄扇。”其柄长,不是用来扇风而是用作仪仗,这一点是注了,但是有此仪仗表示了什么? 扇上“洒金”又是什么意思? 依然不能令人从这个注文中得到了解。     

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凡例

一、底本和参校范围 用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徐松所辑《宋会要》原稿为底本。除本校外,参校前人批语及下列诸书: 1、《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 2、《宋史》; 3、《文献通考》; 4、《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简     

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

司马光及其助手撰写《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再制长编,最后删修定稿,程序井然,给后世留下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编纂法。南宋李焘踵司马光之后,续司马光之书,成北宋九朝编年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它是司马光长编法影响下的第一部史籍。迄今为止,人们对《通鉴》及其编纂法有过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对司马光长编法的专题论述,似乎尚可进行深入探讨。今以《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为题,说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期得到同志指教。     

试论《长编》西夏史料的价值

试论《长编》西夏史料的价值杜建录西夏史料由汉文史料、西夏文文献以及文物考古资料３部分组成，而在汉文史料中，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文简称《长编》）的有关记述最为翔实。据笔者粗略统计，今存７朝《长编》中有关党项、西夏史料竟多达２００余万字。但《长...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说文解字》注文模式(二)

本文对《说文》以词为对象,注读者凭其注获出的对象词符具有的信息为功能的观念认识,其核心注文语文为“某对象是什么”、“某对象是什么什么”的注文元,以注文的写作、阅读、结构、功能为参照点进行了分析。希望以此种分析逐项地建立《说文》注文模式的说明体系,并较详细地提出《说文》及汉语语文理论研究的课题。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

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繁盛时期,崇尚当代史的编修则是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征。两宋,主要是南宋涌现了众多的当代史家,撰写出大量的当代史著,为后世研究宋代历史留下宝贵财富。王称的《东都事略》(下称《事略》)就是其中极可赞赏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四库提要》)称许它: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在宋人私史中鼎足而三,历来为治宋史者所宝贵。     

郁达夫《西归杂咏十首》笺注

【说明】一九一七年六月下旬,郁达夫奉母命返国与孙望订婚,这组诗便是离名古屋回富阳的纪行之作,其中第一、二、三、四、五、七、十首原载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日本《新爱知新闻》第九三五二号;第八、九首原载同年八月十七日《新爱知新闻》第九三七五号。《郁达夫诗词集》载这组诗时诗前各有题目,但有些题目实类作者注文而非诗题,这里一律将其视为原注移置诗后。道我新诗棉不如,临歧和马请回车。怜君亦为儒冠误,流落人间但掌书。未行前一日,校中李书者某君以诗来繁．余告以将行,匆匆别去,意忘其名．【笺注】渐诗锦不如〕刘禹锡《酬乐…     

永乐大典嘉隆副本考略

大典始纂于永乐元年(1403)七月,至次年十一月,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明成祖朱棣以纂修未备,于永乐三年(1405)正月命姚广孝等重修,至永乐六年(1408)冬告成,定名《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前后两次纂修共计历时五年多。其纂修经过,史有明文,迄无异议。至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命重录副本。关于当时重录一部还是两部,史书上缺乏明确的记载,至今聚讼纷纭。按《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称:“嘉靖四十一年(1562)选札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原注:案事见《明实录》)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原注:案事见《旧京词林志》);其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下)——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三、从哲学体系看两《庄》思想的对立性 我们先谈谈根据什么资料,从什么观点出发考察两《庄》思想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指出《思通》《比照表》查出的注文,仅限于《列子注·黄帝篇》,资料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则扩大查索的范围,由东晋到唐初,从张湛经过陶弘景、刘孝标到陆德明、李善,共查出两《庄》注文一百五十条,为《思通》二十七条的五倍半。我们即以这些注文为根据,参考其他可信资料(如向秀《难养生论》、郭象《庄子序》《庄子注·后记》等),对比研究两《庄》思想。 有一些同志曾怀疑唐初陆德明、李善是否看到向注的问题。我们肯定他们是看到的。证据在于陆德明在《释文》里不仅多次提到向本,而且在《胠箧篇》“民不相往来”句下写道:“一本作不相与往来,检元嘉中郭注     

博士生导师刘同舜教授

刘同舜教授,1930年生于浙江镇海,195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外文系.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后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8册)和《"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简称《长编》)是一部多卷本的战后国际关系史丛书,它按照年代顺序分专题撰写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叙述1953年重大国际关系事件的第8册即将于     

中学语文注释质疑二则

也释“臧否”《出师表》中对“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一句的注释为:“奖惩功过,评定人物好坏,不应因在宫中或在府中而异。臧、否、善、恶,这里是动词。”我们认为该注文对“藏否”的单独释注,自相龃龉,不能自园其说。《辞源》对“臧否”的释义有二:①善恶,得失。《诗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藏否”。《左传》隐十一年:“师出臧否亦如之”,注:藏否,谓善恶得失也。②品评,褒贬……现以《辞源》所列二义项为依据,说说课本注文为什么不能自园其     

敦煌本《文选注》字词考辨

敦煌本《文选注》包括两部分。一为日本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藏一轴敦煌本《文选注》写卷,该文库1965年4月影印出版,并附有神田喜一郎的《解说》。该卷存236行,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钟会《檄蜀文》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注文。另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轴与永青文库所藏非常相似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收录。该卷存220行,也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袜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孔德璋《北山移文》之注文。敦煌本《文选注》为今天的文选学、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敦煌本《文选注》的释读,特别是对其俗字、疑难疑义的字词的准确释读与考辨,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料进行专题研究。这里仅就敦煌本《文选注》中几则疑难疑义字词试作考辨,以补学者对敦煌本《文选注》释读的不足。     

《说文解字》注文模式例探（一）

《说文解字》注文可至上而下分为注文群、族、丛、元４个层次单位，注文元的写作阅读的注释获取目的针对字、词、词素３种对象，凭注文元注释获取出的对象词符的信息总体上有功能背景的不同，功能信息有意义认识的不同，认识有观念、属性、个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