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50-70年代、新时期十年和1990年代以后。50-70年代,该题材小说主要是国家视角;新时期开始后发生了不彻底的转向,“人性”成为书写的要素之一,但此前表现视角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90年代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表现视角彻底下移,个体性的私人书写代替了群体性的国家言说。     

陈登科《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作家陈登科一直受到新时期文学史和研究者的冷落。1950-60年代,出于深刻的愧疚体验和忏悔心理,陈登科依托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怀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风雷》。《风雷》的文本生产过程,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的妥协,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甚至包括读者)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着小说的审美形态。难能可贵的是,陈登科这一由主流政治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十七年"合作化叙事成规边缘地带作出了罕见的创作实验,对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写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节制性的探索,这种叙事实验不妨理解为作家对知识分子情操有限度的维护。     

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在当代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叙述两种叙事倾向。围绕这两种倾向,分别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从理想人物的塑造、语言及言语方式、作家视野下主题的选择与情节的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究作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和形成当代历史小说的这两种叙事倾向的。     

社会历史传奇的人性蠡测——论季宇的中短篇小说

季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以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历史生活为题材,将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现代主义风格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传奇.季宇的小说善于运用心理分析,发掘探究曲折隐晦的社会历史传奇背后的人性动因,将宏大的历史进行了个体化的叙述.季宇的小说叙事冷静,既有极强的故事性,又有着人性的深度.     

论《灵旗》的新历史书写

新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平民化立场的私人叙事,乔良1986年发表的小说《灵旗》明显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了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灵旗》充分运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在回忆中使现实和历史交叉闪现,偏重意识流和幻觉化的叙述使得这里叙述的历史成为主观化的个人史、民间史,由此对最一般的人性、人的生命力进行体察和展现,从捍卫人生价值的视角去思考战争的本质。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在静态与鲜活的张力之间——论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的民俗书写

民俗既影响作家的创作,又构成创作的内容本身。胶东新时期以来的乡土题材小说造就出的文学"胶东"中,民俗书写构成了小说的审美风格和美学价值。特定的民俗形式、特定的民生内容,又折射出特定的地缘文化精神。社会现代化引起民俗变更,也带来乡土小说视阈的新变。新时期以来胶东乡土题材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坚持知识分子的大地民间立场,体现乡土民间关怀,实现了精英与民间的对接,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及融合问题。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论黄顺元小说的叙述视角——以韩国作家黃顺元的短篇小说为例

韩国作家黄顺元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给小说带来独特性的同时,也让小说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叙事效果。从叙述学立场出发,以叙述视角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黃顺元小说中叙述视角的灵活应用及巧妙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