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笼罩下的私人化叙事--丁玲、张辛欣创作比较论

丁玲、张辛欣早期创作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叙事方式 ,这种迥异于主流话语的小说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一创作状态并未继续下去 ,很快便被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所遮蔽。在她们从抒写“一己体验”而转向直面“众生相”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她们的创作转变中 ,流露出了私人化叙事向主流话语靠拢的趋势     

风俗话语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叙事

风俗是合作化小说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大量的风俗描写渗透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与政治话语同谋共生,演绎当下意识形态,表现现实秩序的合理性。本文从风俗自身的特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入手,考察风俗叙事与政治话语的结合状态,及其在合作化文本建构中的特殊意义。     

五四传统与北大情结--对《青春之歌》中多重话语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青春之歌》一方面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建立了以革命与阶级斗争为主导话语的等级秩序;另方面又在多重的、边缘性、差异性的话语中输入某种意愿、权力和功能,构成该作品多音齐鸣的内在结构。本文所讨论的是诸种边缘话语中的一种——知识分子话语在文本中的展露运作,及其给小说带来的生命活力。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末世的期冀——论晚清社会心态与政治小说创作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传统意识形态崩溃,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中心话语.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躁进心态.在这过程中,缘于英国、盛行于日本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小说进入了中国政治活动者的视野,适应了清末人们的社会心态,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主潮.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呈现出主体的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内容的系统化与碎片化并存、方式的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等特点,这些特点将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主要表现为：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分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需要严把价值导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做强主流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宣传版图;推动技术赋能,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态环境。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当代文学(1949-1976)民间英雄叙事的潜在建构

当代文学(1949年-1976年)的英雄叙事,是以表现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为主的,民间英雄叙事因素经过不断地被改造、净化后,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因素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叙事中,在比较边缘的题材里较好地发挥了软化和稀释政治宣传的作用。民间英雄叙事以隐含于主流意识形态英雄叙事中的存在方式,完成了其潜在建构。     

浅析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转换

在网络空间中，微博的政治功能日趋凸显。但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来看，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正确地引导微博发展，及时转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深化和拓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论1927－1937年现代小说的性别意识及话语方式

192 7年到 193 7年的十年 ,是国人的生活态度、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 ,文学 ,特别是小说以错综的叙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方式。立足于此期现代小说文本 ,以叙事学和文化批评所提供的话语研究方法论述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 ,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错综关系。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小说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的演变情况。     

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当代时政歌谣特质论

当代时政歌谣已成为主流话语外的民间表达,已体现为身不由己的“非文学”性,它的一切文学叙事因素都异化为功利要求的表达策略。作为主流政治话语在民间的异质化表达和显现,它又是旨在谋求平等话语权的一种压抑释放途径,它对主流话语构成一种“实践意识”的消解和反抗。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和重视、海量信息的传播以及信息多元碎片化的现状,都为当代话语权开辟了新的路径。尤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受教育者话语权滥用、教育者信息权威削弱和行政权受到冲击等问题,应通过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转变教育思维完善话语平台、提升教育者自身素养和重视学生个人价值引导等方式来建构更完善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话语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基石。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而研究和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话语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该论题，需要超越“传播学研究范式”，以“实践学研究范式”优先，在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为抓手的基础上，进而达到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展现主流意识形态魅力之目的，这是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研究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