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上清经派仙传叙述内涵与特质析论

运用西方叙述学中文类的观念,来分析道教东晋上清仙传的名称体例、语言笔法与意象结构上所表现的叙述内涵与特质,以凸显其作为宗教别传的文学意义与“修与报”的结构功能。首先,探讨其内传命名的区隔性与传信性,内传撰阅的封闭性与神圣性,以及所表现的形式体例特质。其次,分析其结合宗教体验与文学美感所形成的诗的、象征的、神话的宗教语言,以及叙述虚实笔法与情节发展的结构性关系,所具显的“既是宗教又是文学”的艺术美感。最后,解析文本中感官字词描述所呈现的丰富文学意象,以及修炼与仪式所蕴含的叙述结构,推定其应颇合乎“奇幻叙述体”的叙述审美特色。     

从文本间性看《鲁滨逊漂流记》——话语暗示与叙事建构的解读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吉拉尔·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跨文性”的概念,从诗学层面分别阐述了副文性、超文性、元文性、互文性和广文性五种文本关系。文章借用跨文理论对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进行分析,指出该作品不仅是一部探险文学或是后殖民重构的蓝本,其内部纵横交错的各类文本中更暗含着作者潜意识话语诉求。分析了建立在以副文本为代表的“边缘文本”与超文本反衬下的正文本间的Z-元叙述模式,同时指出这种叙述模式造就了叙述者所推崇的宗教信仰与叙述对象身上殖民精神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4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楼含松副教授及相关编辑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     

一部直面"当下"的当代文学史--评《中国当代文学50年》

与“现代”（ｍｏｄｅｒｎ）本身是一个含有某种价值判断的“意义”概念不同，“当代”似乎更侧　重　时间层面的“当下性”，英语中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更是直接解释为“同时代的”、“同期的”。　在文学理论界，如果说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返顾过去追本溯源时多注意文本的原创话　语和历史意义，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则有种强烈的“在场感”，尽管对象也是已然存在的文本　或文学现象，但因为时间的切近甚至同步性，“文本叙述”与“叙述文本”就有可能在同一　个线性时间点上共同参和时代的进程。其实翻翻这几年的学术斯刊或新出版…     

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其语言哲学

“语言学转向”衍生的文本主义和叙述主义,曾对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产生过巨大冲击。文本主义强调文本的唯一性,主张以文本取代实存,这种认识为当代作家进行历史与文学的间性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叙述主义强调叙述的优先性、对话性和解释性,也为其消弭故事的实在性、突出话语的主体性提供了思想便利。为了颠覆史源中心观、历史进步观等元叙事结构,先锋作家也采取了一些其他形式主义手段。当代历史题材创作领域的这些探索,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因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对于这场文学试验,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肯定其为历史文学带来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绝对文本主义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危险。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空间的拼贴：巴别尔《骑兵军》叙述结构分析

巴别尔的《骑兵军》是在20世纪初弥漫着现代主义文学风格时出现的作品,其叙述技巧精致,叙述结构直接参与作品意义建构：结构的设置与表现哥萨克文化与犹太文化对立冲突的主题相结合。作品的叙述结构同时存在着“破碎”与“整合”,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共同体现了作者的声音。对《骑兵军》的叙述结构进行分析,可以从中挖掘出作者“埋藏”在文本中的主旨线索。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无定本”现象

“无定本”是指由于删改行为所导致的文学文本改写形式 ,这一文本策略具有实验性、反讽性和实用性的多重效果。保持文学作品永恒无定本是 2 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难以抗拒的文化需要 ,它既丰富了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又模糊了文学史面目 ,从而对文学史叙述产生多方面影响。     

论《新唐书》古文家传记书写与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关系

《新唐书》以萧颖士为中心形成了早期古文家的传承谱系.它以较大篇幅叙述萧颖士的古文理念,通过采摭文章、叙述观点、文学史观等几个方面来展开材料的组织,确立了萧颖士作为早期古文家的领袖地位.在传记文中,宋祁不仅书写传主所具有的儒者情怀,尽显其品格之高尚与忧国许身之执着,还继续对萧颖士“为人师”的接受效应、论文论道观念细细道来.在涉及到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传记时,宋祁又以思想的纯粹性作为标准形成文本,“古文”的因素在以政治家为主体身份的传记文本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因素集合起来,渐次显现出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轨迹.     

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分析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首先,梳理了作者和文本的历史关系,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文学现象。然后,讨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特点,将"作者"作为作者本身写入文本的小说,会建立起作者与小说文本的内在联系,并且会形成叙述怪圈;这种叙述怪圈有莫比乌斯带结构,怪圈从局部看总是合理的,但从整体看却显得十分荒诞。最后,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意义。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叙事中的原型解读

选择凉山彝族毕摩文献《?????》（译：《杉林神女经》）作为研究对象，将文本叙事与原型象征结合起来分析，进行了文 化学的阐释。《杉林神女经》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它是文学叙事性较强的文本。整部经文以“杉” 贯通全文，杉林是孕育神女成长的地方，是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意象，也是族群经验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原始意象。那么，是什么 原因让“杉”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主题？杉在彝族人的观念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可以从文本的叙述中找到答案。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宇文所安跨文化文学解读模式研究

在具体的文学文论研究中，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将文本细读与语境还原相结合，既体现出其始终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也反映出其敏锐的历史穿透力，这种解读模式摆脱了机械式、刻板化的弊病，呈现出文本、读者、作者的三者互动。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徘徊在圣母和夏娃之间——论《拉格泰姆时代》中的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模式

对E．L．多克托罗《拉格泰姆时代》的文学评价大多集中在小说的叙述策略与历史重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文本的历史性及其变形意向和电影手法上,小说中的女性被仅仅当作了背景和陪衬。笔者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理安·艾斯勒的两性关系模式——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及女性主义相关理论诠释和解读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     

论叙事学视域下的"叙述话语"范畴

“叙述话语”是当代叙事学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叙述”与“叙事”所指不同。叙述话语即“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叙述时间、人物、叙述者及其视点是研究叙述话语的几个要素,体现了叙事学的文本研究特点。在当下西方文论频繁更迭的大背景下,其理论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重估叙事学尤其是“叙述话语”的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建设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程现象反观(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观念 ,成为了学术的基本权力。 2 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史学进程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向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嬗变演进 ,决定 2 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整体走向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 ,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