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尔雅》与近代中国法律新词

《新尔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新语词词典，该书前两个部分“释政”、“释法”收录了大量的法律新词，这些法律新词以其收集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律新词的基础。     

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法律近代化离不开法律名词的近代化,中国近代法律新名词主要是源于西方,取自日本。先进的中国人在取法日本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和论文,其中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文最早,影响最大。在其《刑法志》里有大量近代西方法律新名词,近代中国人通过学习《刑法志》,迅速地掌握了近代法学术语,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传统法学的近代化。《刑法志》实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块巨石。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经历了一个从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再到美国模式的变革。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主体的官办法律教育。该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澎湃的时代浪潮冲击下,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该模式对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建立进行的探索,也给当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留下了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经历了一个从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再到美国模式的变革。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主体的官办法律教育。该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澎湃的时代浪潮冲击下,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该模式对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建立进行的探索,也给当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留下了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我国古代诉讼文化的影响

中国近代法律诉讼的发展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嬗变过程中，在西方诉讼化和中国传统诉讼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形成的。传统诉讼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更替和历史的发展难将它断裂、中止或转向。今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沉淀和积累的以追求和谐、反对争讼、维护特权的价值目标的法律及诉讼化正遭遇到空前的挑战。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转型与中外关系的演变

纵览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与中外关系的逆转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都各依赖于对方,并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证和条件,且双方各向对方条件的提供都需要以自身的结构性更新和转型为前提。可以说,法律教育现代化转型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几乎是同步的。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法社会学的民间立场

传统的法学研究立足于官方立场,拘泥于“国家法”的研究范畴和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法社会学的兴起使民间立场进入法学研究当中,它通过对法律制度、社会结构和芸芸众生生存状态的充分关注和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以图避免法律与社会的脱节。民间立场是对传统法学官方立场的有益补充。     

中华民国法学会论略

中华民国法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曾对中国法制近代化和法学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会出版的会刊《中华法学杂志》代表了当时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学会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此为研究对象,描摹其发展历程、学术活动、领导群体等,以期全面反映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全貌。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制度概述

民国晚期是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经过民国初年的创建,律师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致认可和接受,传统法律文化对律师的偏见正在逐步减弱;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东西,以及来自政府对律师的不信任和控制,又在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悄然地发生着质变。本文以成都地区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关于领海的声明》的发布及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行使对领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于20世纪50年代公布了《关于领海的声明》。该声明为维护南海权益、保证国防安全提供了国内法支持,并标志着中国政府建设南海秩序的开始。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论法律全球化视野的重构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潮流,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中国法学在全球化中表现出来的是集体性的"西方"转向。但这种理论转向存在着视野上的盲点,需要对"西方"进行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法制和法学的创建源于前苏联,是以其法学理论和法律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