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J村是成都平原城乡深度融合的代表,文章基于职业维度将J村村民划分为十大阶层,发现J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以往农村中没有的“梯形”形态,这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数据分析表明,J村村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不同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阶层代内流动强,代际传递作用弱,与全国农村阶层相比较,J村阶层结构更合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促使J村阶层结构开始变迁,在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政策牵引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和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J村社会阶层结构良性变迁。文章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稳定的效应分析

西北民族地区农村阶层分化具有我国阶层分化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加剧了农村的社会流动,加之农民市场化意识的增强与职业选择的自由化,使农村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状态。这种分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受复杂民族因素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严重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形塑"中间大、两头小"的理想阶层结构就需要重视对中间阶层群体的培育,缩小贫富差距,以助于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日中产阶层性质特点的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日本<下流社会--新阶层群体的出现>一书在中国广受关注,且认同者多为中产阶层成员的现象,试从中产阶层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等角度对中日两国的中产阶层性质进行比较分析.与经济上的"中间位置"性这样一种日本中产阶层的本质特性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具有阶层形成的意识形态性、阶层意识的薄弱性、阶层状况的弱势性等阶层特点.在"下滑感"造成阶层心理动荡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不稳定这一点上,二者不无相通之处,这促使我们在实现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下,切实关注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这一转变。以乡村行业人数统计为基础,参照国外职业分层标准,依据享有经济权力、社会资本的差异把转型期农民分为8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农村社会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各阶层仍未真正脱离农村,阶层边界不固定,行业分化和区域分化不平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执政党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有效整合。     

形式化民主：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再认识——以浙东A村为例

富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样态,对基层民主具有重要影响。浙东A村的经验表明,在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过程中,村庄政治朝着寡头化的方向演变。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是形式化民主,具体表现为民主选举金钱化、民主过程程序化和民主治理私人化。形式化民主是由民主政治法制化、参政资格经济化和政府与资本结盟共同塑造的。形式化民主不符合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并造成基层民主萎缩、基层政权合法性受损,村庄的公平正义被破坏、村庄矛盾增多,最终导致村庄发展不可持续。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不能脱离群众,要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我国当代社会阶层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变革,目前我国社会成员分为七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产业者阶层、资源流转者阶层、学术阶层、闲逸者阶层、新社会阶层以及弱势群体阶层。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富人治村的内在逻辑与建设方向

“富人治村”的样态具有区域差异性,但皆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能带来当下治理的“低度均衡”,却又对乡村治理的长久发展带来难以回避的隐忧。为实现“富人治村”的良性建设和发展,必须讲求辩证法,在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再塑造、发展多样化社区民间组织及县乡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