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时局中诗人李群玉的心态

李群玉是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鲜明的湘楚地方特色和个性精神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将诗人放回晚唐江河日下的特殊时局中,就会发现其愁怨堆积而又执著仕途、沉郁苦闷而又闲适超逸的多重矛盾中形成的复杂心态,正清晰地反映了在那个动乱不堪的时代,怀瑾握瑜的知识分子苦闷彷徨、辗转坎坷、竭思尽虑而毫无出路的社会现实,在晚唐诗坛上颇具典型性。     

情寄出水──《时园诗草》读后

彝族古代诗人余家驹，汉文化修养很高，用汉文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其中的山水诗作，寄托了自己深沉的情感，从其作品中，当时彝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可见一斑。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作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可见到李白、苏东坡、陶渊明的影子．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陈与义寓湘诗初探

陈与义因靖康之乱而寓居湖湘,在湘期间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歌,我们称之为寓湘诗。陈与义寓湘诗情感丰富,国破家亡的悲凉,亲朋挚友的深情,饱览湖湘风光的审美愉悦是其主体;陈与义寓湘诗艺术世界也相当独特,既有个性独具的意象,又有闳肆慷慨的意境,堪称寓湘诗佼佼者。陈与义的在湘诗作丰富了寓湘诗艺术世界,标志其诗作艺术品味的提升。     

权力·女性·情欲·自然 ——身体诗学视域下余秀华创作解读

身体是理解余秀华创作的重要密钥。先天的残疾使余秀华之于身体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与感知，强烈的身体意识贯穿于其文学创作之中，承载着作家丰富的生命情感体验。权力规训下的身体痛感体验、女性视角下的独特身体体验、情欲炙烤下的身体书写、自然体悟中的生命启示是解读余秀华身体诗学的四重空间。独特的个体身体感知成为余秀华创作的源泉和中心，但在一定程度上其又使诗人困守于有限的个体身体体验内，限制了诗人创作对灵魂与世界的深化与拓展。     

论刘沧在晚唐诗坛的地位兼及刘沧与许浑怀古咏史诗的比较

晚唐诗歌的创作主流是现实主义与怀古咏史，而其中最有特色的又是怀古咏史一类。刘沧以其独具一格的怀古诗以及对诗歌意境的开拓，使得他成为继李商隐、杜牧之后，堪与许浑比肩的晚唐诗坛上又一位重要的诗人。     

苦难与道义的博弈——论宋代南渡时期贬谪诗人的创作

宋代南渡时期贬谪的诗人多、时间长,岭南风物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诗人对岭南风物表现得既亲近又对抗。贬谪诗人普遍以前辈贬谪之人尤其是苏轼作为生活楷模,是由诗人浓厚的人文情怀与正常情感难以抒发导致。南渡贬谪诗人除了表现亲情、友情、思归、佞佛、信道等正常的情感,还刻意回避悲观情绪,甚至表现出豪情。这一方面与其接受苏轼等前辈的生活态度有关,一方面又与诗人作为道义上的胜利者的心理有关。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创作观念与诗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苏轼、屈原的体认与借鉴上。     

韩愈研究二题

本文认为“不平则鸣”融入了诗人的身世感受,是对诗人心态特征的揭示。认为人生的困顿与现实的黑暗构成了“不平则鸣”形成的两层因素,因而它一方面体现为感伤,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抗争。作为心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诗人的创作内容与诗歌的表现方式。对于“以文为诗”,本文认为它是诗人寻求表现自身情感恰当的表现方式的结果。在诗人创作的不同阶段,随着心态与情感的变异.“以文为诗”遂有不同的表现与侧重。     

论李贺诗歌的艺术变形

作者认为贺诗奇幻瑰丽的艺术特色与魅力,皆根源于诗人在创作上大胆采用的艺术变形手法。这种艺术变形是诗人从自身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需要出发,根据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特征,对审美客体进行夸张、想象、虚构等扭曲方式的描写,构成对审美思维定势的超越、突破和创新。这为我们理解贺诗、研治贺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两种模式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时充满了伤感、哀怨乃至悲愤;有时又表现得超脱而豁达,情绪愉悦而舒朗。这固然主要是决定于他人格上的矛盾性,理智、意志、情感之间的交战使其情绪时有波动。但是,前代诗人既定创作模式对其情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下面,我们从这一角度分析一下陶渊明诗歌中的情感基调。     

太和之境——饶宗颐艺术心灵探微

一代大儒饶宗颐不仅富于学而且精于艺。他着意于诗词歌赋,醉心于琴曲书画,常有独到之创作,多发醒人之言论。在其艺术观点的表达中往往隐含着理性的艺术诉求和艺术理想,艺术创作中亦蕴含着共同的艺术心灵。他认为“和”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思想,“太和”则是艺术心灵的极致境界。“和”的艺术理念引领着其艺术创作的求和之心、向和之路、成和之境,成为其艺术作品的内在理趣。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不朽还存在一些恶的形象,“三不朽”意在鼓励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属性是正面的。可见,“三不朽”是人人皆可企及的,是有益于社会群体的,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大众追求的人文精神,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战地黄花分外香——从《跨过鸭绿江》看李国珍教授的艺术追求

从《跨过鸭绿江》这部纪实小说的艺术特质入手 ,从叙述格局的形成、原生形态美创造、艺术形象的刻画、故事魅力以及运用艺术对比法则强化表达效果五个方面 ,来审视作者李国珍教授的艺术追求     

李商隐诗歌对词体创作观念和审美意蕴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轨迹中,李商隐是一个特殊的联结点。五代词及宋词中有大量对李商隐诗句的借用和化用;李诗中营造的典型的个体氛围下的情境,精致而迷离的意境美,在词体创作尤其词境美和情韵的表现中,深刻承续下来;而李诗对心灵世界的深邃表现,亦为宋代词人转向内生活的创作要求,提供了成功的典范。李商隐诗歌与后代词体创作之间存在的诸多契合点对于探寻诗词沿革的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

孙悟空形象的特点是亦真亦幻,幻中寓真。这个形象的创造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他的“强者为尊”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性格与明代中后期进步的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李贽的尊贤思想和童心说在他的身上都有着鲜明的表现。他的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孙悟空的斗争智慧也多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小说在奇幻描写中时时透出世俗社会的人情事理。孙悟空形象的童真童趣,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     

秘响傍通 恍惚相似——论李贺诗与梦窗词艺术处理之异同

吴文英和李贺在现实中都有强烈的压抑感,他们在艺术处理上也都苦心经营、精益求精,其作品艳丽多姿、迷离恍惚,在"词境"和"诗境"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李贺诗中对色彩、声音、时间、空间的创造性运用,在梦窗词中得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响应和复活。梦窗作为李贺的异代知己,不是一味地拜倒在其脚下,而是善于汲取李贺诗中丰富而又切合自身的艺术营养,有所发展和创新,使自己的艺术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