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儒佛道三教关系探微——以两晋南北朝为例

既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斥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形式。内容的广泛性、主体的不确定性、策略的迂回性和义理的互补性 ,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为儒佛道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而且预制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模式     

“人境俱夺”的儒佛境界──从《江雪》看柳宗元的儒佛思想

柳宗元对佛理有深刻理解,但其思想却以周礼儒学为核心。他以儒事佛,把儒理与佛义融为一体, 成为其艺术思想的内核。《江雪》的意境,把沉寂空茫的佛禅意趣与上下求索的济世抱负完美地结合起 来,是诗人艺术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共同思想特征。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论李贽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价值取向

李贽是我国封建社会被称之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其所以被称为“异端之尤”,是因为李贽的价值哲学表现了与中国传统价值哲学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亦佛亦儒、非佛非儒为特征。以往的哲学史著作和研究者对李贽思想的双重性格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我们认为,如果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李贽思想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个体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观的反叛,表现了大胆的反传统的精神。本文试图围绕李贽落发为僧的原因,分析其亦佛亦儒、非佛非儒的双重价值取向。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亦僧亦俗话人生——试论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丰子恺文艺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儒佛融通的视角切入,考察了丰子恺对于人生价值、人生境界、人生修养的看法,揭示其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他的文艺创作的影响。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