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从“辩诉交易”角度谈对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要求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是人们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公正是刑事诉讼的恒久主题，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刑事案件的攀升与司法资源的有限之间的矛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一难题，各国大都适当简化某些案件的程序，保证公正与效率两个价值目标实现，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普通程序简化审。本文旨在以辩诉交易为视角阐述对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要求。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确立和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证据规则体现了世界多个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本文欲从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着手 ,在对其进行系统价值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确立及适用此规则的建议     

刑事再审程序的诉讼价值探讨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不恰当地强调公正价值的极端重要性 ,效率价值却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为进一步完善刑事再审程序 ,更好地发挥再审程序的功能 ,应该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资格 ,确立再审申请之诉 ,限制提起再审的时间和次数 ,再审实行一审终审制 ,再审案件公开审理     

对抗与协作：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关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和辩护之间的关系不应当仅仅定位于对抗,实体公正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需要控辩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协作.由此,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框架内,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审前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原则,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一方面,除了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还应当借鉴有罪答辩机制,完善我国的自首和坦白制度.     

走出价值选择的困境--论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相对工具主义价值主张,以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价值平衡主张,均不可能正确解决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问题.刑事诉讼价值冲突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中突.确立"人权保障优先"和"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建设、走出价值选择困境的必由之路.     

我国刑事诉讼中有限辩诉协商制度的构建

辩诉协商制度近年来一直被国内专家学者所关注。实行辩诉协商制度,可能产生一些弊端,但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经具有构建辩诉协商制度的基本条件,但在案件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都将受到既有法律制度的某些制约,因此建议在刑事诉讼中构建有限的辩诉协商制度。     

起诉便宜主义理论基础探析

围绕起诉便宜主义这一公诉的基本原则进行探讨,从刑事起诉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刑罚理论分析,到刑事诉讼中自由量裁权客观存在的必然性阐述;从人权保障内涵的剖解,到诉讼效率和公正价值目标的选择、确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起诉便宜主义具有的深厚理论基础,进而充分地肯定起诉便宜主义的积极价值,以及它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一种具体制度的意义体现.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论我国暂缓起诉的特征和制度构建

论述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一直以来都指导着我们国家的起诉活动,暂缓起诉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其属于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建立暂缓起诉制度不但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各方利益;而且能够满足刑罚的非罪化和轻型化要求;同时还能够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整合社会资源的目的;指出暂缓起诉与当今世界刑事政策"轻轻重重"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内在要求一致。暂缓起诉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和低龄化的今天,进一步分析暂缓起诉制度的特征和制度构建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体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制度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加之暂缓起诉制度的缺失,给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以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为视角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剧增。由于我国缺乏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对未成年犯罪人保护不足，需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序上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以体现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年犯罪人应有的人文关怀。     

刑事沉默权与坦白从宽问题——兼谈沉默权之争

本文在分析了刑事沉默权的法律价值以及坦白从宽的法律意义基础上 ,对我国法学界关于刑事沉默权的争论 ,以及在我国引进刑事沉默权的问题做了一定研究。本文认为争论的实质涉及到公正与效率的问题 ,但就刑事沉默权而言 ,公正与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因此应当引进并建立刑事沉默权制度。最后 ,本文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人民法院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诉讼理论界,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但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文章主要从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结合理论和现实来论证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从而明确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实现控审职能分离、保障法院公正审判、强化公诉职能的重要途径。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论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了常规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的补充。刑事和解具有正义和效率方面的价值。刑事和解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法律文化氛围、刑事政策指引下的产物。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