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对操作中的问题探讨不多.作者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的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入手,探讨了该规则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资格,法官的相关作用;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法院与检察院的不同职能,法院程序的设置;侦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人作证人出庭的理由;控辩双方在探明取证合法性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若干缺陷。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对"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非法取证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不同证据种类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同时还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论非法口供的认定与排除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从证据学角度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存在着缺陷,应在借鉴相关作法和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从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角度提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     

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刑事诉讼程序公正,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关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有助于提高证人出庭的积极性,增强证言的准确性,同时也有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证人保护制度应包括庭前的证人特权规则、庭审中的隐名作证规则、审判终结后的保护机制以及证人保护的救济程序。我国立法已有证人保护的规定,但存在证人保护职权分工不明,保护程序缺失等局限,尚有完善的空间,应从庭前、庭审、庭审后以及证人补偿等层面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背景下的庭审翻供问题研究--对2011-2013年655起案件的实证考察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后近三年庭审阶段655起翻供案件为样本做出考察，重在讨论公诉机关与法官在面对被告人翻供时所呈现的复杂策略与态度。通过考察发现，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被告人有效辩护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表明法官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仍有失公正。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不能只依赖立法的完善，更需要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一系列配套措施与外部条件的建立与完善。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证人，缘何命运如此“悲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反思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司法的一大顽疾 ,大多数人对此开出的“药方”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如反思一下 ,强制证人出庭缺乏基本的理由支持 ,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同时也不符合证人证言发生的内在机理。中国的司法现状与传统对强制证人作证来说也是很大的障碍。     

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及其限制——从证言特免权到作证豁免制度的考察

刑事作证义务是指证人、被害人对于国家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处理刑事纠纷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协助义务.证言特免权是对于证人、被害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其立法动因在于保护具有特殊社会价值的私人关系,以及对于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尊重.而作证豁免制度是在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对证言特免权所进行的合理限制.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复证人、被害人的刑事作证义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关于完善证人证言立法的一些看法

各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或民事证据法 ,都把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由于我国立法的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种证据取得、质证、认定各方面存在操作的难度 ,以致基本不予采信 ,以致证人证言这种重要的证据种类未能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出其本应有的作用。针对我国现有立法存在的问题 ,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证人一律是自然人 ,取消单位作证人主体 ;二、在证人作证制度中 ,我国也应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拒绝作证制度 ;三、完善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范 ;四、明确证人的保护和保障问题 ;五、规范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和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包括证人资格、证人作证形式和程序、证人证言的采信标准以及证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内容,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由于立法观念的相对滞后以及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影响了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民事审判的效果,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在借鉴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人制度。     

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刍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是现代法制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法制制度 ,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规定。面对关于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激烈论争 ,通过考察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 ,不难发现 ,只有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才能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 ,加强对证人人权的充分保护 ,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辨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的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本文对其价值基础进行剖析,讨论价值冲突的根源,为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理论依据。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研究——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是刑事程序性制裁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制度设计方面，应包括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对于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而言，任何当事人均不承担证明责任，只需补救即可。补救方式除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补正、解释之外，还应包括重做。对于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被告人需要承担提供证据责任，被指控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控诉机关需要承担证明责任。通过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具体表现，可见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具有坚实的立法和实践基础。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和排除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有困难.我国应该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完善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界定与排除规则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并非同一概念 ,是刑事证据一种特殊形式。我国现已有瑕疵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基础 ,但还有一定的缺憾 ,而完善相关立法的关键在于导入现代诉讼理念和运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