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知识构建的重要过渡期,其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在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时如何安顿中学与西学。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合西学规范与中学传统,不仅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之建构树立了典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蕴含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论色彩,这体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折射出知识转型过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面向。     

欧阳修的《易》学与政治

作为典型的学者型政治家,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政治实践息息相关,互相为用。天圣九年至景三年是其学术、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欧氏易学是其早期政治生涯的产物。景三年的挫折是欧阳修一生政与学的转变的枢纽,欧氏易学的诞生标志着欧阳修学术、政治思想的形成,也推动着其为政风格的转变。欧氏易学主张切于人事,而以政治为关注的焦点,欧阳修以《易》的符号体系为依凭表达出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出了理想"君子"的施政原则和风格。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严复的天演哲学与老庄思想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的中国人。一八七九年自英国留学回国,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至一九○○年离去。在这二十多年间,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积极寻求救国的真理。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到处奔走呼号。严复也以老庄思想为依据,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和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为改良变法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曾经创办《国闻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治论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对《老子》、《庄子》进行评点,把西学纳入老庄思想之中。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更从何处把心安——论王国维学术思想与政治抉择之统一

王国维在其一生中,以学人始,以遗老终。在学术现代性与政治保守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却潜藏着他一贯的心灵追求,即始终于乱世中寻找"心安"之道。他早期所坚持的"学术独立"主要着眼于哲学与文学,目的在于求得感情的慰藉和知识的满足,与现代意义的学术观念有所不同。辛亥之后,军阀之乱频仍,欧战以来,西学之弊尽显,王国维保守的政治倾向也多是出于一种独立的精神选择,即寄希望以东方传统的政治道德拯救人心,其对"政治家"和"功利"的厌恶之感始终未变。     

西学和古谶对章太炎的学术纠缠

论章太炎学术之一隅,可以三隅反。考其朴学著作《〈管子〉札记》《〈管子〉余义》,将有助于其治学得失的辨析。他将民族革命、种性传承的政治使命融入学术研究,发扬了司马谈所言百家学术皆"务为治"的求实为公精神。他在文本训诂中继承王氏父子声训之法,并融入自己的转注理论,深得王氏嫡传又有独得之见。他援引西学诠解本土典籍,虽为传统学术指出新的发展方向,却因牵强出现方枘圆凿之弊。他以古谶释读古籍,使被考据文本披上诡谲怪异的外衣,阻碍了"清代正统派殿军"科学、求是的学术追求。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神迹观的批判及其启示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集中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该书旨在祛除神学成见,为哲学体系的构建扫除思想障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宾诺莎从《圣经》出发,采取了实证性的批判和语文学、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一方面批判《圣经》中的神迹教诲缺乏实证论的共识原则,体现了古代犹太民族的成见;另一方面质疑创世论、神意说和神迹说之间的相互证成。斯宾诺莎神迹批判的局限在于:他以理性充分自足的假定为前提,没有充分考虑全盘拒斥理性的新教信仰立场,因而未能触动并有效驳斥加尔文派的神迹学说。因此,从"耶—雅冲突"的视角看,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胜利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态度上的胜利,文学和修辞上的讥讽与嘲笑发挥了关键作用。施氏著述的现实意义在于,他为之殚精竭虑的思想处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在当下中国的处境,因此跟随他一起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核心问题。     

恽代英早期的义务论思想

<正> 义务论思想是恽代英在大学预科时代提出来的,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发表的政见,标志着他政治生活的开始。这一思想,反映了他早期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对他后来政治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恽代英早期义务论思想的提出恽代英的义务论思想是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的《义务论》一文中提出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天下之事,小而一合同,进而一条约,闻有以相让成者,有以相争败者,盖未有相争不让而能成者也。然则吾辈言治天下,亦言崇让而已。夫人情本不免自私,故天下自然而入于纷争之域。使吾主张义务论,欲人人易其利己而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人类的平等与平等的自由——浅论卢梭的平等观念和与之相关的教育、文学思想

文章试图通过对卢梭的两本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评论,对卢梭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教育思想中对政治思想的体现进行一系列总结,以求达到对卢梭个人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评周桂钿《董学探微》

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称“董子之学”,1935年《协大学术》刊登李兆明《董学研究》一文,遂生“董学”一词,与孔学、孟学、荀学、朱学、陆学、王学并列,各领风骚千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由张岱年、钟肇鹏等先生指导撰成《董学探微》一书,主要内容乃十二论——宇宙、人性、仁义、义利、贤庶、德才、贵志、名讳、辞指、常变、中和、大一统,造诣深度与广度超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及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专章、李威熊《董仲舒与两汉学术》、赖庆鸿《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等,堪称董学里程碑。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演进形态——以近代自由主义的三份标志性文本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大致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5月14日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节点,经历了个体发声——同人结社——组织政党三个阶段;而言论形式则经由从学理到理念再到政纲的三部曲,依次出现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演进形态;总的趋向是,从思想向行动、从理念向操作、从论政向从政滑动,实践色彩不断增强。其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是,由市场转向社会与政府,由经济层面的自由转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平等均富,由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转到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的"干涉主义",进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管子》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政治伦理思想是《管子》这一奇书的核心组成部分。《管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国家起源论思想等。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治者之德性、全民道德建设思想、权力运作的思想。《管子》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执政方略等等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

在以往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中,《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定性为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长期以来,由于上述"不成熟论"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及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哲学价值被严重低估,其深刻内涵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和透彻研究。事实上,《问题》、《导言》不仅不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而且是他一生中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基本著作、主要著作之一。它们是马克思本人探索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代表了他早期人类解放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大哲学价值和强烈的启发意义。本文依据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文本,对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思想做了重新开掘和阐释,并对前苏联和我国学界中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了质疑和驳斥。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严复"三民"思想简论——"人的近代化"研究系列之一

在讨论严复思想的诸多专著论文中,严复《原强》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姑谓之"三民"思想)往往被忽视,或被贬之为"西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思想"落后于"康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温和的改良主义"(张岂之、杨超:《论严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