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阶级典型 又是思想典型——阿Q形象试论

《阿Q正传》问世六十年来,在中外文坛上引起广泛反响,阿Q的形象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被公认为卓越的艺术典型。然而,关于阿Q是个什么典型形象的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意见中最大的分歧莫过于阿Q是阶级典型,还是思想典型。或者说,种种意见概属于两类:“革命农民”,“二流子”,“落后农民”等等论者,均视阿Q为阶级典型;“复合体”,“精神寄植     

阿Q典型新探

一何其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论阿Q》一文中说过:分析阿Q“这一个”典型的“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历来对阿Q典型的不同观点的讨论,正是围绕着怎样看待这一矛盾而展开的。一种观点把二者根本对立起来。认为作为农民阶级的阿Q,其精神就不应当如此消极和落后。按照这一“逻辑”,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阿Q不是一个农民,而从阿Q说过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句话里,断言阿Q是从地主破落下来的,所以在精神上与一般农民不同。又一种认为,“阿Q这典     

《阿Q正传》二题议

《阿Q正传》的“优胜记略”两章,是集中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专家们已经作了研究,发表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意见。现仅就“优胜记略”两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什么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二、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怎样产生的?三、鲁迅怎样评价阿Q的“精神胜利法”?     

再论阿Q

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的认识,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阿Q是一个受了精神奴役创伤的革命农民;二、阿Q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不自觉的农民典型;三、阿Q是一种思想的典型,是阿Q精神的寄植者,是一个集合体形象。笔者坚持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典型,本文试加论证。     

谈谈“阿Q画圈”细节的浓度

读过《阿Q 正传》的人都会被“阿Q 画圈”这一细节吸引,一般读者只将它作为阿Q 精神胜利法的一个佐证。其实,这个细节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将阿Q 灵魂被害的深度揭示了出来,使阿Q 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在这个细节中,用词也有点特殊:“魂飞魄散”、“行状上的一个污点”。初读的时候     

简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

从阿Q相的国内外普遍性，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等方面可以看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特征，具有普遍性。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琐谈阿Q典型的国民性、阶级性及人性问题

关于阿Q是什么典型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对于阿Q是不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的论争,意见也很分歧:有的认为阿Q就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不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有的认为阿Q只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如果把阿Q看作“国民性弱点”的典型,那就等于说阿Q是超阶级的典型,就是宣传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然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但我们在教学中又经常遇到这些问题,现在只是权作学习,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谈阿Q的潜意识

与同时代的农民相比 ,阿Q的弱点缺点突出 ,但其独特的优点却更为他人所不具备 ,他有“精神胜利法”武器 ,更有维护自己人生基本权力的下意识。阿Q的下意识中积极的方面是对自己基本权利的维护     

也谈阿Q的核心性格

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以来,由于其对“精神胜利法”这一现象的精湛概括,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阿Q性格的核心便是“精神胜利法”。但从性格特征的稳定性、主动性来衡量,从阿Q本人的言行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阿Q的性格核心是投机心理。     

《阿Q正传》浅释──“未庄”命名考及其它

细致探讨《阿Q正传》中的“未庄”和“阿Q”的命名寓意，并进而探讨在一片鬼域世界里作为“鬼”象征的阿Q的奴隶精神和堕民意识。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也谈两位革命伟人论阿Q——兼与李桑牧同志商榷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几十年以来已经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最近又有同志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所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阿Q典型的看法,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对鲁迅研究有贡献的李桑牧同志,在五十年代是把阿Q当作农民看待,对阿Q的革命也是肯定的,曾说阿Q“对于革命充满着多么丰富的奇思遐想”,“显示被压迫农民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他企图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成农民阶级的革命     

为"非人"争取"人"的抗争辩--再论阿Q的革命

在“人”的价值被普遍抹煞的社会,以解决自身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阿Q,顽强地表现了“人”的价值。虽然他的革命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但如果用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革命的“含金量”,去否定其革命的价值,这对阿Q及其类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阿Q与庄子

文章撇开“阿Q精神”中的奴隶性、柔弱性、退缩性 ,剔出其内涵中的“精神抚慰性”的一面 ,与《庄子》思想中的“精神抚慰”相对照 ,提出二者的共通性 ,从而进一步指出 ,“精神抚慰”是人们在不利之时在精神上保存自己极其重要的手段 ,外在表现为翼伏、妥协、退让 ,从而为积极抗争保存了机会和力量 ,与进取亢进互为补充而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两方面 ,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比对 ,指出“阿Q”是庄子的通俗版 ,庄子是阿Q的理论版     

论阿Q的典型性——批判阿Q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如何理解《阿 Q 正传》当中阿 Q 的典型,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有些同志所说,阿 Q 是一个农民,但阿 Q 精神却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这是理解阿 Q 的困难和矛盾.在这个困难和矛盾的问题面前,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阿 Q是阶级的典型;有的人说是民族的典型、     

一个真正本色农民的典型——从与阿Q的比较看《春蚕》中的老通宝

老通宝是一个真正本色的农民 ,他一生生活在作为农民主体的自耕农的地位上 ,保持着农民的基本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 ,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 ,既与阿 Q有许多内在的精神联系 ,又有阿 Q所不能涵盖和替代的意义。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征

《阿Q正传》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阿Q形象尤其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诸多探讨。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当时国民普遍的弱点”(王西彦),它“表现了不同阶级的共同性”(李希贤),“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即鲁迅所谓‘国民性’中的消极因素的概括”(张毕来),“是中国民族的共同心理”(巴人)。(均转引自《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第423—424页)解放后,对此研讨更为广泛深入。本文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求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心理特征以及这种心理的合理性与消极影响。封建传统的“求诸内”心理我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专制     

阿Q画圆发微

即使文学博士王一川等以新的审美标准，严格精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连矛盾等一直被推崇为中国现代文史上的小说大师，也名落孙山，然而鲁迅的《阿Q正传》也仍然是不能忽视的伟大存在。如果说王选不失一种历史的选择，那么《阿Q正传》不朽的文学史地位则更稳固，而彪炳于中国20世纪的小说之林。阿Q典型的美学意义，从本世纪20年代后经期的“阿Q已经死了”与“阿Q还活着”的论争，到建国前十年内的阶级典型与“共鸣”之说的对话，而至于今的对阿Q精神之否定与依恋，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这，笔者不想插话，而欲对阿Q画圆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