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论刘牢之

本文基于对东晋后期社会变革的宏观把握,系统地评述了作为低级士族阶层崛起过程中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刘牢之一生的重要事迹,并重点剖析其成败得失的时代与个人的原因。文章认为东晋中期北府兵的建立和强大,使刘牢之等低级士族人物在高门士族蜕化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军事大权,成为东晋后期决定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但在其不断壮大的趋势中,由于精神素质的缺陷,刘牢之却可悲地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李宪乔诗学评析

李宪乔是清代高密诗派的代表,其诗学不受清前期唐宋诗争的影响,兼取唐、宋派,又不失自我,表现出一定的超越精神:强调诗言志为诗人安身立命之处,重视性情,反对诗分唐宋、四唐,主张转益多师,继承辨味理论,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歌境界.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论晚唐凤翔劫迁

晚唐以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坐拥关中地利,跋扈干政,多次图谋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复年间,他合谋宦官将唐昭宗劫迁至凤翔,通过矫造诏敕、把持人事甚至幽禁天子等手段专权擅政,终遭朱全忠干预而失败,直接促使唐廷走向覆亡。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李白--多元文化的载体

李白性喜游览,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李白性格豪放,游历中结识了杜甫等一批文人墨客.他所游历之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他所结交的诗人朋友,思想各异.这一切都对李白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历访名山、道观,与道士们往来."十岁观百家",接受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思想.故而成为具有"似道非道、讥儒实儒、兼具纵横家、佛家等思想"的作家,多元文化在他身上得以集中地体现.这种集多元文化于一身的"另类"思想,是唐代社会各种思潮兼容并蓄的形象化体现.     

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

依据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七年、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年等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所展示的详确世系源流,参考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氏始迁祖墓葬、宗祠遗址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汤氏庐舍等不可移动的文物,阐明：汤翁远祖唐末梁初来自苏州,开基江西南丰;其一世祖宣慰公于后晋居官临川;十六世祖铁郎公元末明初（永、宣之间）始迁江西广昌县白水寨（今赤水镇）;汤翁生于广昌,明嘉靖四十年避乱流寓临川、终老临川。     

同为龙种渊源长--中越文化交流研究课题之二

中国唐代笔记小说《柳毅传》是越南神话故事《庞鸿氏传》源头之一,越南《百蛋生百男》则是《庞鸿氏传》的传承和发展,并成为越南的国家神话。     

刘洎之死原因新析——兼论唐太宗对李治继位的准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受到褚遂良的诬陷,宰相刘洎被杀害。刘洎被杀从表面来看是他的言论不当所致,而实际上是多种因素交汇促成的结果。刘洎性格直率,锋芒毕露,而晚年的唐太宗却对大臣猜忌日益严重,当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皇太子之后,唐太宗对强势大臣的举动就十分担心。褚遂良奏上一番诬谮之辞后,唐太宗就顺水推舟将刘洎赐死。显然,担心幼主难驾驭刘洎,是唐太宗杀死刘洎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