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出现在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书中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引自《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意思就是说,汉景帝的三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王,谥号献)喜欢搜集古籍,研究学问,并注重辨别古书的真伪。每当他从民间获得真书善本,总要完好地誉写一份,外加金帛赐予原主,却把真本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

《周礼》一书 ,西汉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所得 ,王莽居摄时曾立博士。东汉时期《周礼》虽未立学官 ,但得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一班大儒的提倡 ,颇盛行于世。特别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 ,置之于《三礼》之首 ,更为世所重 ,成为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此后《周礼》学历朝延绵不绝 ,至季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而集其大成。《周礼》学的兴衰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河间献王的学术与政治倾向

学界通常梳理、分析西汉河间献王的学术目的和学术活动,重视他的伉直的秉性和本真的学风,而对他的学术背后的政治倾向多有所忽略。河间献王刘德重视保护儒学的古文经典,招纳儒生汇聚,认同士人主流政治思想。这其中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味：既是对新政的一种构思,也是对当时武帝政策的一种策略性的批评。     

从文献比较中看《乐记》的撰作年代

对《礼记·乐记》撰作年代看法上的分歧,大致说来,有战国公孙尼子作、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作两说.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不一一评述.本文拟就《乐记》与《荀子·乐论》、《吕氏春秋·适音》等有关文字的先后问题,找出线索和证据,借以考订它的撰作年代.     

试论《乐记》及两汉音乐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 我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不仅产生的时代绵邈久远,而且其内容也极为丰富可观。先秦人的遗著,如“五经”、“诸子”中,差不多所有重要典籍,都或多或少地论述到音乐问题。到了两汉时代,我国的音乐理论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和价值的要算西汉武帝年间河间献王与毛生合作撰写而成的《乐记》一文。这篇文章,为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形势的需要,用儒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潘岳家世三考

潘岳父讳，《晋书》作“潘芘”,《水经注》作“潘茈”。据古人取名之习，《晋书》所载当是。潘岳母族，《晋书》未载，据潘岳所作《悲邢生辞》和后人所作《邢峦墓志》《邢伟墓志》可考为曹魏河间邢氏。潘岳与王堪的关系，学界多以为姨表亲，其实当为姑表亲，且王为兄、潘为弟。潘岳与阮赡的关系，学界多以为潘岳为阮赡妻兄，其实亦为姑表亲，且潘为兄、阮为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