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及其价值旨归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发达的现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左翼文艺团体的勃兴是左翼知识界形成的前提。左翼知识界的形成是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根本条件、历史文化语境和动力资源。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作品中有大量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作品。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是时局与使命的遇合下的书写,是在政治和时代潮流的共同影响下的必然性选择,是文学的时代性与作家使命感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获得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从陈应松看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底层文学潮流,探索其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得出结论:底层文学奉行高尔基的"赤裸裸的真实"观,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和推进现实主义非经典化方面与新写实相通;在叙事立场上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而以强烈的人民性及批判性与"左翼文学"相连;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创化"形态区别于"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固守而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异同论

＂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都是有着内在质的规定性的文学史概念,不容混淆。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文章从澄清概念出发,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着重辨析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澄清近年来一些研究存在的误区。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的建构——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为言说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话语领导权的初步确立,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建构:一、通过对创造主体的重新塑造,奠定了左翼文学的生产基础;二、对文学重新定义,为左翼文学开辟了发展空间;三、在传播与接受领域,为左翼文学建构了现实舞台。     

革命与自由的悖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想象状态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经过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承载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总体建构进程。左翼文学在内部与外部的论争以及具体的文学实践两条线上曲折发展。左翼作家在这两条互有交汇的线上展现了个体自由精神与革命集体悖论性的冲突。这种悖论性的冲突构成了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1930年代左翼文学-9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左右互换、作品内容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与反抗主题及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左翼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文学发展状态。后来因过于强调左翼文学的政治性而导致二者分道扬镳,甚至出现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局面。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主编办学术期刊理念的更新

市场经济大潮,给学术期刊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学术期刊的整顿与发展已成亟待解决的课题。 学术期刊如果还是停留在以往的办刊理念上,那么学术期刊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学术期刊要继续生存,就必须进行办 刊理念的更新。就此略谈拙见,以图更多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澳大利亚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澳大利亚作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出版业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自己的特色。探究澳大利亚出版业的特点,解读其经营理念,对深化我们的出版体制改革,加快出版事业发展,更好地走出版产业化道路不无益处。     

完善我国出版产业管理的思考

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已不可逆转，因此，出版业的产业化管理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出版业的产业化，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出版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政府及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当务之急是：完善出版市场体系建设，以及完善法律、经济及行政管理手段     

非法出版活动与知识产权保护

非法出版活动阻滞了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进程。从非法出版活动释义出发,分析非法出版活动的根源———暴利驱动,阐明其对出版业、版权人和国民经济的危害,提出从宣传、立法、执法和技术四个方面保护出版物知识产权。     

略论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出版业

本文认为，西部大开发不仅是对西部经济的开发和推进，而且也将是对西部文化精神的开发和推进，因此它将为西部图书出版业带来难得的机遇。文章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此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对西部开发类图书出版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了看法。     

郑振铎出版活动探析

20世纪中国出版处于新旧文化转换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位学者型出版人,郑振铎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出版与学术、教育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和可贵处在于执著于学术、教育与出版的并举,确保了出版追求与学术、教育演进方向的一致。郑振铎强调各文化要素、领域相互关联,致力于出版的整体性和系列化。他揭示知识共享与交换的现代意义,也注重从遗产中辨明精华,推动了中国书籍传统的内在赓续。郑振铎的文化生涯中,出版与读书、藏书活动关联密切。跨越多个领域的学识拓宽其学术视野,构成其思想资源,使之得以活跃于多个媒介领域,也制约其作为出版人的策略。     

图书出版的市场分析与成本构建

在知识经济时代 ,出版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图书出版占用的资金多 ,资本回收难 ,市场寿命短、风险大。它的成本构成包括稿费、排版费、印刷费、装订费、纸张费、材料费、出版损失费和编辑费用等等。本文在分析图书出版的资金占用和成本构成的基础上 ,对图书出版中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差量成本、目标成本问题作了简略探讨     

日本现代漫画出版研究

漫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娱乐的媒介正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青少年身上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是漫画的出版大国 ,其漫画出版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本国的范围。漫画的输出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日本漫画的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尤其对亚洲国家 ,特别是对中国的青少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今天 ,尽管日本的现代漫画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但由于在题材上反映暴力、早恋、色情、犯罪以及美化侵略战争等的内容很多 ,对青少年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日本的现代漫画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     

论出版管理法制化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出版业要想进入世界经济的大市场中,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政府就必须转变观念,转变职能,以法制的手段管理出版业,实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