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联”时期文学语言的“味道”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文本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的语言风貌。本文试图用语言学和文学两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学文本入手,选取丁玲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左翼经典小说《水》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语词的选用、语句的构造和修辞的运用等方面的探究,梳理丁玲文学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有效了解作家内在的审美追求。     

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与“宣传鼓动说”

1930年3月2日，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单就其文学批评方面作一整理。左联的文学批评成果是很丰富的，例如，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等文学原理的探讨，有关于华汉《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之类的作品批评，有对于“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文学思想的论争，……然而当审视他们那众多的观点主张和批评话语时，我们感觉到其中有两个批评观念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解析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     

论新时期文学批评姿态的演变

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以文本为出发点,还是以批评家为出发点？答案是众说纷纭。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中考察了“文学批评”概念,其复杂性让人惊叹。却尔在《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中把对文本的解释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然而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猛烈抨击文学批评寄生于文学,认为需要“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无论批评是以文学还是批评家为出发点,都表现了相应的主体姿态。     

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左翼文坛的一株新葩－－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是其作品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步文学 ,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 ,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 ,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 ,并能由此透视出 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试论艾芜早期创作的审美倾向

艾芜是三十年代在“左联”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左翼青年作家。从1931年冬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艾芜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以《南行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其朴实自然、清新明丽的艺术风格,使自己截然区别于其他左翼作家,从而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独树一帜。可是,对艾芜早期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的基本倾向,评论界长期以来颇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     

“五四”精神的坚守：丁玲文学批评综论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試論《子夜》的社会意义

三十年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也是战果辉煌的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十年代也有着巨大的成就。毛主席对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惨败了时,指出:“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     

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丁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认为: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并能由此透视出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丁玲早期的生活和创作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九二七年的秋天,亦即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终结、左联文学十年的萌芽时期,丁玲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其后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先后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十余个短篇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从而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这一时期,在丁玲的整个文学活动中,无论就其思想发展还是创作道路而言,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因此,我们把丁玲的这一段经历,称作她文学活动的早期,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九年底.     

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的纠缠

《对马》是左翼提倡“国防文学”时备受称颂的一部作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苏联国家意识的张扬。然而,很多左翼作家、理论家有意无意忽略《对马》中的苏联殖民话语,转而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观,与此同时,对《对马》的解读,折射出党团组织介入文学的尝试。因此围绕着《对马》及其所引出的“国防文学”,左翼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和国民党文人在民族话语上展开了争夺。对《对马》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分析,可以看出左翼文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在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上的复杂纠缠。     

潜在价值的《夜》：妇女命运的悲剧性：——丁玲短篇小说《夜》的再解读

短篇小说《夜》在丁玲的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误解,这对研究真实的丁玲是有误区的。论文立足于《夜》,试图通过小说主人公何华明与三个女性关系的解读,揭示文本的潜在价值,即丁玲对女性命运的一贯关注。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思潮由来已久,但左翼文学批评活跃于澳大利亚文坛的时间为20世纪30—5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来自苏联的批评观念主张艺术家应该乐观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扎根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革命的艺术教育大众,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与自由派民族主义批评因现实主义的共同信仰而结盟,但这一结盟的后果是左翼批评最终在后者的压力之下消磨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进诉求。60年代,传统的左翼思潮归于沉寂,但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思想席卷整个澳洲大陆,"新左翼"除了直接参与文学批评以外,还影响了包括女性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流派,这些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流派于8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但至9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之下,它们迅速地走向了颓败。认真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左翼传统对于认识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试论艾芜早期创作的审美倾向

艾芜是三十年代在“左联”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从1931年冬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是艾芜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以《南行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其朴实自然、清新明丽的艺术风格,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左翼青年作家。对艾芜早期作品在创作方法上的基本倾向,评论界长期以来颇有异议。     

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嬗变

“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时表现出明显的“浪漫化”倾向,注重反传统、重个性的先锋精神,并对其寄予启蒙大众、引领人生的“厚望”。“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由文化启蒙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逐渐被左翼文艺界指称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艺术,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反面。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颓废性”嬗变,既有社会现实的外在因素,也有艺术自身的内部原因,更与这一时期俄、日激进文艺思潮及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