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的法律规制——基于现实考察与利益博弈的反思

［摘要］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的防治不仅是政策规划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规范层面对跨区水污染的治理模式、相邻政府间的协商合作等予以规制。跨区水污染的治理包括政府主导型、政府指导型、自组织型三种模式。针对长江流域跨区水资源利用中的公地悲剧、地方保护主义和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法律层面的规制应以循环经济理念和流域控制理念为指引,形成完整的流域跨区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以宏观综合性立法规范跨区水污染的防治,健全跨区水污染管理体系和解决程序。同时,完善多元中心府际协作治理机制、环境监测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和流域跨区生态补偿制度等,以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长江流域区域间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流域跨界水污染视野下区域合作行政的法制保障——以长三角为例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亟待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流域跨界污染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合作行政治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托——水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制度安排和合作规则等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促使长三角地区政府合作行政更为高效。     

“围、追、堵、截”:太湖水污染非点源化背景下的治理难点

从污染源的空间管理技术、污染排放责任主体的识别技术、污染排放总量的分解控制技术、污染物的转化技术等4个角度,总结了当前太湖水污染治理的特点:“围、追、堵、截”。认为太湖水污染的“非点源化”导致治理对象的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了治理结构,使得原有的治理点源污染的措施越来越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从治理观念、治理条件、治理主体和制度措施等层面,提出太湖水污染治理应从工程治理转向社会治理。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困境与现实出路——以水污染司法治理模式构建为视角

当前,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与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瓶颈.为有效防治水污染,近年来各地开展了广泛的实践,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随着治污实践的深入,传统行政治理模式单一、"治本"作用有限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亟待通过司法治理模式进行有益补充.其中,新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因与水污染治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未来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过程中,相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应着力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积极开展司法实践,以有效预防和制止水污染行为的发生,促进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     

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公正——基于华北地区庙峪水库的个案研究

由于参与水污染治理与水源地保护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话语权力与利益诉求的不对等,水源保护地的村民不仅被贴上"水体环境污染者"的标签,承担起水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责任,而且还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利益受损,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库区水污染治理处于一种环境不公正的失序状态。研究认为,以"人水和谐"为特征的环境利益共享不仅是实践环境公正的有效手段,而且还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实现。然而,长效机制的建立还有待于进行包括水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建设。     

流域水污染防治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跨区域水污染防治的３ 个相邻地区博弈模型及区域内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监管与排污企业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流域水污染防治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及最优策略选择,提出建立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分配机制、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和长效环境经济政策,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     

排污标准抑或水质标准？——《水污染防治法》控制手段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虽然历经修订,但其对于水污染的控制手段却一直延循以技术为基础的排污标准。这种手段在内在机理与外显制度上难以实现预期立法目的,它实施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是一种列举而非概括的控制手段,难免顾此失彼。故此,我们的立法修订不能止步于反思和完善具体制度和机制,更要反思《水污染防治法》的控制手段,重视以水质目标为标准的控制手段,并进行相应具体制度的构建。制度构建中应注重水质标准体系的立体化、灵活性和立法上的兼容性。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浙江省纺织行业水污染治理规制效率评价

水资源环境压力的日益加大,使得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水污染治理和治理效率评价至关重要.基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经济学特征,以浙江省纺织行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法从产业规制的角度,评价纺织行业水污染治理中的规制效率,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环境规制改进的措施.     

京津冀区域水污染立法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一直以来,京津冀区域水污染治理问题备受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域内水污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存在治理成效缓慢、无长足进步等问题.区域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区域水污染问题的良方.然而,区域内相关立法协同机制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因此,京津冀区域应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地方立法协同,逐步建立统一的排污标准,健全区域内水污染协同立法体系,最终构建完善的域内水污染立法协同机制.     

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思考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水污染的治理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平衡,而水排污权交易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探索,近年来更是加快了市场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水排污权制度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未在法律上明确排污权的地位,地方性立法之间缺乏衔接,行政手段过于浓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已非常成熟,为我国的水排污权交易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促进我国水排污权市场的建设,应该从三方面来完善水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其一,在法律上明确有关排污权的相关概念和地位;其二,加强流域内跨行政区域立法工作;其三,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公众参与等相关配套制度。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测度及优化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流域治理是系统工程，任何主体的单独行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必须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共治。构建包含利益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的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系统，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协同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存在整体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区域联动机制不完善不成熟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流域区域利益激励机制差异大、监管机制整体重视程度不足、协调合作机制缺乏持续性等。基于此，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水平的建议，具体包括构建利益激励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长期持续的协同机制。     

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基金制度研究

饮用水水源保护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头等大事,也是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基金制度存在不足,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基金制度的立法是实现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     

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协调条款的设置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建立在流域整体生态的基础上,而现行法律仍以跨行政区域为基础,缺乏协调统一性。对地方立法而言,碎片化的立法模式使得地方现行水污染防治陷入困境。这种现状催生了流域各行政区域协调合作的立法需求,因此需要设置协调条款对地方立法中流域各行政区域的关系及制度进行协调,其中省际行政区域间的协调是关键。以松花江流域为样本,识别流域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中的协调条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并对协调条款中的基本要素进行规范性建构,以破解地方立法碎片化问题。     

洞庭湖水体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

近年来,洞庭湖水体呈现富营养化趋势,主要污染指标物为总氮、总磷。水体污染较严重,污染类型已由以往的工业污染为主逐渐转变为工业、农业、生活和血防药物污染的多元化污染类型,且自2003年起,城市工业性污染比重缓慢下降,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性污染继续上升。针对洞庭湖的水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应采取如下对策:减少和控制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农业非点源污染,合理开采地下水;清淤调水,保证洞庭湖调蓄能力;扩大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范围,建立统一的洞庭湖湖泊湿地保护和管理机制。     

略论美国排污法律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作为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发展自身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国内的环境保护。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先后通过了水污染治理法、清洁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从美国的先进立法经验中得到适当的经验,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水污染防治体系。     

污染排放、技术效率与农业用水方式转变

将农业污染排放纳入评价体系,使用SBM-Undesirable超效率模型,比较分析了2011—2013年污染排放变量引入前后我国农业用水效率的变动状况。研究表明：污染排放对农业用水效率存在显著影响。污染排放变量的引入降低了大多数省份农业用水效率;大范围提高了农业水资源利用的纯技术效率;降低了大多数省份农业水资源利用的规模效率;减少了农业水资源利用规模收益递增的省份数量。根据农业水资源浪费程度与污染排放水平,污染排放约束下我国各省份农业用水效率的冗余模式呈现出3种类型。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亟需转变利用方式,减少农业污染排放,提高农业生态用水效率。     

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处理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及其在复杂供水网络中的扩散模式和应急机制问题, 需要多维度的解决方案, 其包含预警制度、技术保障和强化学习演练等多项内涵。基于当前的认知能力、信息条件和行政资源分布特点, 在此提出了污染等级划分、污染过程分解和应急权责匹配的应急机制。针对不同等级和不同阶段的污染事件, 标定其危机程度和应急责任, 使得处置污染事件有章可循。同时, 在进一步将引入复杂、动态和普适的系统参量的情况下, 具体的应急机制可扩展为更一般性的应急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