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耕地抛荒的多层治理

耕地抛荒是指原有耕地由于机会成本大而处于闲置状态的现象。荒地多为不便机械耕作、贫瘠的坡耕地及经济落后的山区农地。耕地抛荒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大;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性较强的耕地保护制度。当前耕地抛荒治理的主要形式有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和代耕代种,面临的问题是缺乏高素质的土地经营人才;土地流转和托管活动中缺乏有效通道和中介;荒地整治改造与基础设施完善的投资大、回收期限长等。因此,耕地抛荒治理要多管齐下:国家要在政策、资金投入方面有新举措;地方政府应着力完善农村科技推广网络,推动建设村级土地经营权流转中介;农民要转型成为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农村耕地抛荒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探析

耕地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以及在整个自然资源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追求和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全面持续发展的关键和基础。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应运而生,分析其流转的动力,主要有经济利益实现、追求规模效益、制度变迁和制度运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几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以期优化土地流转的内外环境,遏制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率,进一步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特征探析

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不同阶段的农村土地流转特征及现阶段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农地流转法律制度的差异,认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经历了农地所有权自由流转、禁止农地流转、土地使用权限制流转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四阶段的演变,正在逐渐向规范化、市场化、合法化趋势发展,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土地流转制度相比,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完善.因此,应借鉴美国、日本的先进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土地流转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协调作用,规范农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利益的公平分配,以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     

建立流转与集中机制 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分析了深化现行农地经营制度,建立农地流转和集中机制的必要性。提出建立农地流转与集中机制应坚持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因地制宜、农民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农地流转和集中应采取农地互换、合作经营、转让或转包等方式;为确保农地合理、合法流转和集中,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宏观管理,建立中介服务公司等。     

小农户家庭禀赋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1 314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自发性农地流转后小农户家庭禀赋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发性土地流转之后,农户的经营土地规模、农户可支配资金以及受教育程度都与农户经营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担任村干部的农户与普通农户相比并没有体现出经营技术效率的显著差异;同时,农户对农机具的投入和非农收入越高,其家庭经营水平更趋向于低效率;随后,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4市625份农户调查

以河南省驻马店市、南阳市、信阳市和焦作市16个乡(镇)的31个村庄,625份农地流转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中纯务农比例、土地流转前种植业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流转土地亩均补偿额度、土地流转前工资性收入等因素对农地流转影响显著。为促进农地规范流转,政府应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大农地流转的补偿力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合理推进农地流转,积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

一、实行农地流转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的需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制度绩效,但这种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地承包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地经营的小规模化。随着一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土地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由于耕种农地的效益相对低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部分承包户不愿耕种农地而抛荒或粗放经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当前农地的功能、农地流转收益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影响农民土地意识的因素分析

从个人、家庭和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农民土地意识（土地价值意识、土地依赖意识和土地流转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个人因素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及惠农政策满意度对农民土地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在家庭因素中,从事非农工作人数比重、实际耕地面积、家庭成员身体不健康比重对农民土地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在制度因素中,是否拥有新农保对农民土地流转意识产生显著影响。这对于农地流转及市民化政策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权分置、农地流转及其风险防范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旨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除退出和互换外,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等流转仅限于承包地的经营权,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随着流转的全面展开,法律滞后将导致诸如非农化、非粮化与确权不确地、合同违约、农地过度集中等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由此应当对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予以法律规范化的三权分设,健全经营权主体准入制度,建立流入方农业生产经营资质审查制度,配套农地经营权主体经营内容监管制度,构建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并对具体法律条文的修改作出立法选择。     

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调查——以重庆市为例

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为研究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农地撂荒严重;农地转出原因比转入原因更为复杂;农户收入构成、承包地块数及面积对土地流转具有影响.同时,存在土地流转信息闭塞,农户法律意识薄弱,流转对象与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流转

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 ,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流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 :激而不活的农地流转与禁而不止的建设用地流转。集体所有制是农地和建设用地共同的产权基础 ,其固有缺陷 ,如“内公外私”、产权主体不明、权利束残缺等造成土地使用权交易成本高昂 ,构成了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共同障碍 ;其产权制度的显著差异产生对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不同激励 ,从而形成土地流转状况的强烈反差。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辽宁省农地流转障碍因素及破解对策

辽宁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偏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流转形式多样但以转包、出租为主,流转市场不成熟,大部分地区还不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全省农地流转工作在制度、市场、管理方面遇到阻碍。农地具有农业生产使用和农户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农户不愿轻易流转土地;农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和所有集体的多样化,影响土地进一步确权,难以形成市场机制;农地流转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流转价格难以评估计量,缺乏市场化交易平台;政策法规不健全,具体操作上缺乏规范性细则;农村基层组织宣传、服务、管理不到位。提出要创新农地流转制度,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真正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利,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市场供给与需求、交易规则、交易价格、市场载体及市场机制各方面发展、培育农地流转市场;要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农地流转前、中、后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保证农地流转的公平、公正和规范。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的经济学解读——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制度寻求

探讨了耕地抛荒何以是一种理性人思维。在此基础上,指出耕地抛荒与农地流转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农民追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的理性选择。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原理,提出在完善以政府的农地流转服务链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重构城乡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的制度寻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