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淫祀政策

淫祀是指对不在国家规定祀典中及不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内的神灵之祭祀。宋代基层社会淫祀十分流行,并具有对地方进行控制的黑社会性质,部分淫祀甚至迫使地方官员对之屈服,有与国家政权争夺地方控制之性质。对于淫祀,宋代政府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同时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合法化措施,承认淫祀的地位。     

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移风能否易俗:明代江西地区毁淫祠事件探析

明代江西毁淫祠活动较为频繁,地方官员为使地方社会移风易俗,规范社会秩序,对用人祭祀、巫师害民、劳民伤财等不合理的祭祀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他们又通过毁祠庙、兴学校、祀正神等措施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取向。但这一行为主要与他们的政治热情相关,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地方官员打击淫祠的效果并未持久。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中国古代民间祀神活动之因由及其特征

<正> 我国古代民间的祀神活动,封建统治者称其为“淫祀”。“淫祀”之名最早出现于《礼记》和《汉书》两典籍中,它指的是那种违犯封建国家祀典,得不到朝廷承认和许可的祀神活动。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一种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不但没有得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汉代旌表女性考论

先秦时期表彰女性的一些内容和方式,对汉代有所影响.秦始皇为巴寡妇清修筑怀清台,当为中国古代社会旌表女性之始.汉代受旌表的女性,大致可分为孝义、贞节、贤淑三类.汉代旌表女性的方式,有树碑、图画、表门闾等.受旌表女性身份,表现出向社会较低层倾斜之势.汉代对女性的旌表,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大体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汉代政府通过对女性的旌表,推动了汉代儒学社会化的进程.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合祀问题研究——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

合祀现象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古已有之。笔者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论证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合祀的类型,并把合祀背后的驱动因素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宽裕,或节省意识的驱动;淫祀针对国家祭祀政策的一种自我保护;地方巫觋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意推动;统治者对主祀者崇高地位的突出强调;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及宗教观念的淡薄等五项。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对明清白族本主庙碑文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大理乡间的本主庙里留存有一些刻制于明清至民国年间的碑文,在历史人类学看来,通过碑文,可以理解彼时此地的信仰世界并进而了解到本主崇拜背后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策略,当地必须将自己崇祀的神明从"淫祀"的嫌疑中解脱出来,当地人一般都会按照国家推崇的逻辑方式对象征资源进行操作,从而使国家礼制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本主庙碑文的说法和内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士绅进而是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的整体塑造,本主信仰的发达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民间推广的结果.     

“双翼结构”视阈下的制度宗教世俗化——以汉化佛教若干现象为中心

通过对观音应验传说、孝道理论与美德故事、佛教淫祀化的考察,论证民间信仰之“双翼结构”同样适用于解释制度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亲亲相隐制度述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发端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善于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也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角度看,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独尊的地位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从社会角度看,家族至上的社会意识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政治上看,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能得到汉代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的认可,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亲亲相隐制度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因素,但是其积极意义也是存在的.从现代社会考量,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促进社会和谐及提高法律之社会效益等多种价值内涵.     

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

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族官僚提倡孝道,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对地方的教化,敦厉风俗;他们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设立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民众的信仰,他们在禁止淫祀的同时也注意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汉族官僚在推进地方文化教育的过程当中既能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又能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     

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运河区域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漕运信仰.以往的研究在有关金龙四大王的最早记载、成神原因及最初形成区域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未就这一信仰形成的过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漕运负担加剧,从而在信仰层面形成了以护佑水运、漕运为主的神灵崇拜,并沿运河传播开来.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官民互动的结果,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度的趋向会影响到对民间信仰的价值评判--是淫祀还是正祀.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因在信仰的取向上更加契合国家正统理念,因而官方致祭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被列入国家祀典,淡化了原有的民间性、地域性立场.     

论梅山道教文化中的“巫”特质

梅山文化是属于古代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楚人好巫重淫祀”的文化传承在古代梅山文化中有很明显的表现。在其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巫”的信仰意念和巫术巫咒等好巫活动被内合到了梅山文化的文化品性之中,“巫”成为梅山文化整体品性中的一个重要特质。     

论汉代的旌表方式

汉代的旌表方式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刻石表闾"、"扁表其门"、"图象其形"、树碑立祠等,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既有在闾里进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宫殿等处予以的显扬,事迹突出者还"图象百城,以厉风俗".通过汉代政府各种方式的旌表,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汉代的旌表方式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文学论略

汉代文学有其富于民族特色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貌,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新特点.汉帝国的强大与外向扩张、征服的姿态,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自信力,也影响到作家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风貌.汉代已有了相当显著的文学意识,但总的看来,文学还没有从大的学术文化母体中完全分离出来,宗经重史成为其突出特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形成,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不少人以儒道互补安顿心灵的惶惑与失落.经学是汉代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组成部分,对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汉文学的嬗变过程,体现出与汉代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共振.     

“郑声淫”及其社会生成管窥

“郑声”是有别于雅乐的流行音乐的通称,其旋律繁杂,节奏明快,抒情细腻,并常与女乐相配合,追求情感与感官的快适,极富魅力,极具娱乐性,故而被斥为“淫声”。“郑声”之“淫”与郑国的社会现实有关。具体说来,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军事较为强盛,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导致其商业发达,受殷商文化的影响而巫风盛行,加上周礼的衰落等都对“郑声”之“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宋卫齐楚也有“淫声”,但这些国家有其特殊性。郑因与周天子同宗等原因,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现实而为孔子所恶。